重读柴可夫斯基 与《爱乐》杂志记者的谈话（第4/4页）

余华： 我所指的是，他们都很好地从个人的角度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在柴可夫斯基和巴托克的四重奏里，你都能找到一种旷野的感觉。当然就四重奏来说，我更喜欢巴托克的。柴可夫斯基最为感人的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从一个人出发来悼念另一个人，而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虽然是给瓦格纳的，但他不是为了悼念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他是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去悼念那个刚刚倒下去的瓦格纳时代。柴可夫斯基在失去了尼古拉·鲁宾斯坦时的情感，让我想起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道：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柴可夫斯基将内心的痛苦转换成了伟大的忧伤。就是他那些很精细、动听的钢琴小品，内心的声音也极其清晰。

记者： 有人认为，他的小品就好比甜点、薄饼，您怎么认为？

余华： 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一位艺术家在面对不同作品时，他怎么处理的问题。柴可夫斯基的小品，比如说《四季》，表现的是他对童年岁月的回忆。因为岁月的流逝，这种童年回忆像是蒙上了一层感伤的色彩。其实，柴可夫斯基展示的不是很多人自以为感受到的感伤，他展示的是一段回忆中的现实，或者说是隐私。我听到的就是这些，这些过去岁月中的景色，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些隐秘的想法和情感的变化，它们和道德无关，和社会、民族无关，但是和生命紧密相关。柴可夫斯基的这些作品，使我想到许多著名哲学家比如伽达默尔晚年所写的随笔，其力量不是愤怒和激动，不是为了解构世界，而是深入人心的亲切。

记者： 对柴可夫斯基的评价，我们感受到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似乎是他们音乐文化的源泉，他们一直沉浸在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熏陶之中，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似乎已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和柴可夫斯基是无法分割的关系。而对四十岁以下，粉碎“四人帮”之后接触古典音乐的较年轻的音乐爱好者，因为他们同时面对整个欧洲的音乐，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就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摆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有人甚至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称之为“轻音乐”。

余华： 那么，他们没有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轻音乐”吗？因为相比之下，莫扎特更有这方面的嫌疑。事实上，每一位艺术家都要在轻和重之间把握自己的创作，因为轻和重总是同时出现在对某一个旋律或者某一句子的处理上，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选择了举重若轻的方式，莫扎特是这方面的典范。我想问一下，他们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是重要的？

记者： 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比如马勒，比如西贝柳斯，比如肖斯塔科维奇。

余华： 自然，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音乐，当一个人说他不喜欢马勒，而喜欢邓丽君时，他本人并没有错。对艺术的欣赏一方面来自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观念问题，比如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人喜欢肖斯塔科维奇，认为他的音乐是对斯大林时代对知识分子精神压抑与摧残的真实控诉，其实这样的评价对肖斯塔科维奇很不友好，他们把他作品力量的前提放在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如果这个前提一旦消失，也就是说斯大林时代一旦被人遗忘，知识分子的问题一旦不存在了，肖斯塔科维奇是否也就没有价值了？因为，音乐的力量只会来自音乐自身，即人的内心力量。这种力量随着作曲家自身的变化，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变化，就会变化出与那个时代最贴近的手段，这仅仅是手段。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那种焦虑、不安和精神上的破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时代的压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力量。那个时代里受到压抑的艺术家不只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他最有力？柴可夫斯基在这方面，就是他在表达内心时不仅有力，而且纯洁，我所说的纯洁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来自内心之外的东西，正是这种纯洁，才使他的力量如此令人感动。所以我说那种认为柴可夫斯基是民族作曲家的看法不是很确切，他就是作曲家，任何放在作曲家这三个字前面的话都是多余的。现在还有一种很荒谬的观点，好像真实地倾诉自己情感的作品，让人听了流泪的作品，反而是浅薄的。艺术为什么不应该使人流泪？难道艺术中不应该有情感的力量？当然情感有很多表达的方式，使人身心为之感动的、使人流下伤感或者喜悦的眼泪的方式在我看来是最有力量的。我们要的是情感的深度，而不是空洞的理念的深刻。总之，随便否定一个大师，好像一挥手就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否定了，这都是二十世纪的毛病。我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喜欢柴可夫斯基，就好像这个时代要否定那个时代，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复心理。现在，当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另一个时代取代时，恰恰是对过去时代大师们重新理解的开始，对柴可夫斯基，对托尔斯泰都有重读的必要，通过重读，我们有可能获得新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