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通常会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也担心自己会言过其实，但本书所包含的并非关于如何令世界步入正途的一系列灵丹妙药与成见。本书中所描述的工作出自一项耗时很长的研究（我们两人一共花费了超过50年时间），该研究最初的目的在于探明现代社会中居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之间在预期寿命上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健康上的不平等”）的原因。起初，中心问题在于弄明白为何居于较低社会等级的人们健康状况也较差：穷人健康状况差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则差于上等阶层。

与其他研究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的人士一样，我们所接受的流行病学训练意味着我们运用的是用来追溯人口病因的方法：试图探明为何某个群体的人们染上了某种疾病，而另一个群体的人们并未患病；或是试图解释为何某些疾病变得更为流行。这种方法不仅限于健康状况，同样还可以被用于探明其他问题的成因。

“基于证据的医学”一词指的是，如今人们通过种种努力来确保医学治疗的基础是关于何种疗法有效、何种无效的最佳科学证据。与此类似，我们认为可以把本书称为“基于证据的政治学”。作为我们论述基础的研究成果出自不同大学与研究组织的诸多团队之手，通过可重复的方法对可观测的和客观的结果进行了研究，经过同行审阅的研究报告发表于学术科学期刊上。

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含有猜想的成分。结果总是需要被解释的，但通常有充分的理由在多种解释中更加青睐某一种。稍后的研究发现往往会对起初的理论与预期提出质疑，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该问题。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为何我们相信在现代社会中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是可能的，我们希望邀您一道踏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我们标记出了重要的证据，剔除了各条死胡同和错误的岔路，以免浪费时间。我们将罗列出这些证据以及解释这些证据的理由，您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就直觉而言，人们总能意识到不平等会损害社会。但人们似乎很少有理由认为各个发达社会在不平等状态上的差异程度足以导致任何显著的后果。如今，与浮现出的这一幅惊人景象相比，最初促使我们寻找此类后果的理由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许多发现既要归功于判断力，也要归功于好运。

这幅景象为何直到现在才得以浮现？原因可能在于，直到近年来人们才能得到所需的多数数据。如今，关于各国收入、收入分配乃至不同的卫生与社会问题的信息均可以进行对比了，在这种情况下，某人得出与我们类似的研究成果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数据使得我们及其他研究者可以分析各个社会间的差异何在，发现多个因素之间有何种关联，以及更加严格地对理论进行检验。

容易想象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要比社会科学中更迅速地被接受，正如同物理理论不像关于社会的理论那样具有争议。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充满了痛苦的人际争执。这些争执最初源自理论上的分歧，但常常会贯穿当事人的一生。自然科学界的争议通常仅限于专家之间：多数人对于粒子物理学中相互竞争的理论并不持有特别明确的观点。但对于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无疑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理论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我们对于社会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并不必说服各个细胞或是原子接受自己的理论，社会理论家则不得不面对纷繁的个人观点以及强大的既得利益。

1847年时，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Ignaz Semmelweis）发现，医生在接生前洗手将大幅降低产褥热导致的死亡率。然而，在他的研究成果造福于人之前，他先得说服人们（主要是他的医学同行）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他而言，真正的战斗不在于最初的发现，而是随后的争论。他的观点受到了嘲讽，最终，他精神失常，以自杀结束了一生。医学界大多都没有严肃地对待泽梅尔魏斯的研究，直到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提出了细菌致病理论，从而解释了卫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