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娼妓（第2/4页）

家妓是畜养在家中的倡伎，又称侍姬、歌姬、声妓、美人之类。也从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演化为“宫妓”，大夫的倡伎便演变成“家妓”。汉代即有畜养家妓之风，至南北朝发展为极盛。因为汉代地主是贵族地主，六朝地主为士族地主，他们的“家”，规模决非今之“家庭”可比，当然也就有财力可以供养一个小型的歌舞班子。

家妓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乐曲歌舞提供艺术和娱乐服务。比如晋之宋武因“不解声”（不懂音乐），便不畜家妓；而石崇的家妓，从十来岁起，就在他的亲自督导下学习歌舞，接受基本功训练，在身材、舞姿和发音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其水平堪与“国家歌舞团”比美。曹操的一名家妓，因为歌喉最好，所以尽管曹操十分讨厌她，也一直等到找着可替换者，才把她杀掉。

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说来，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介乎妓与妾之间的一种被奴役者。妾有“夫”，而家妓没有，家妓只有“主”。主虽有可能与家妓发生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兴，也可以指令家妓陪侍客人，而妾则决无此事。家妓要成为妾，也要办一定的手续，比如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便曾把他的十多个家妓统统注册为妾。另方面，家妓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觉，也有“献艺不献身”的。即便献身，也非“人尽可夫”，而且也不收费，并非“卖淫”。所以，家妓也不是“妓”，而是“伎”。

妓女评花榜，状元是花魁。（选自《秦楼月》插图，顾云臣绘画，鲍天锡镌刻，清顺治年间刻本。）

严格意义上的“娼妓”，即以出卖肉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务者，最早可能出现在春秋初期。在这个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妓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妓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妓女700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妓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情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弹代炮弹的伎俩在内。

管仲设“女闾”，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国，自然“见贤思齐”，争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践伐吴，将士思家，军心不稳，勾践便组织了妓女慰问团送往前线，谓之“游军士”，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军妓。

军妓到了汉武帝时，就成了一种制度，叫“营妓”。起先，军妓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难免有些“不够稳定”。后来，采取了“抑配”制度，将罪人之妻女强制性地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徒起矛盾。所以，干脆实行营妓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营妓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不衰。不过其性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但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妓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妓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而为“孝敬官僚”。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情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交接时，不但交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风土人情、下属情况、遗留问题等等，还交割妓女，真正荒谬之极。唐代有个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与一位名叫韶光的营妓感情甚好。但因营妓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交割，并作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于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谁知继任吴国并不领情，答诗云：“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韶光今已输先着，领得宾珠掌内看”（叹、看二字应读作平声），意思是还想要更好的。还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话，临行时竟与营妓朱娘抱头大哭，结果郡守李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嘛！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