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往事（第4/10页）

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工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晚上读书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夜读的习惯始终没改。后来坐牢，审讯时，预审员让我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我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我迷上了写信，一凡也鼓励我写。其实我们常常见面，有时一星期能见两次甚至更多，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写，而且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常常是发出的信还没收到人已经先到了。写信成了一种精神享受，成了日常生活的功课。后来我之所以读了中文系，之所以总梦想着写点儿什么，究其原因，应该说归于当年我和一凡的通信。在一凡仅存的遗物中，保留着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的底稿。我自己也不可思议，当年这些信为什么全部写在白报纸上，而且不留天头也不留地脚地写得密密麻麻，有的还正反两面写。我给一凡的信中说：“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为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也从没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许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这总比麻木要好得多。”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重读这些文字，那些已经被我遗忘了的感觉又在我的心中复活。二十多年来，我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感受过生死相依的友谊，年轻时的悲欢与许多年来我经历的世态人情、生离死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如今我们也早已久违了浪漫和神圣，但我仍然怀念甚至迷恋那些岁月和时光。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年轻时被我忽略了的东西，也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在我的意识中浮现。我从遗憾和悔悟中感知时间、历史和人，感知生命、死亡和爱。

为此，我感谢一凡。

是他，使我走向人，走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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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

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成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原罪、赎罪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