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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一头银发的矮胖女人正站在车道上怒视着我，手里还牵着一只小狗。“小姑娘，你这是非法入侵！这里可是私人住宅。”

我一下子就认出，她就是艾琳顿·伯恩太太，我曾经在杰西葬礼上的一张照片里看到过她。她可是一点都没有变。

她一边瞪着我一边伸直了自己的肩膀，脸上隐约透露出一种哀伤的神情，就好像是一个提前退休的将军不甘寂寞似的。“我才懒得问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个记者？你们这些人就不能放过这家人吗？”

“我不是记者。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了。”

“你是个美国人。”

“是的。”我朝着她走过去，她手里牵着的小狗见状马上把头蹭了过来。我俯身挠了挠它的耳朵，它顺势抬起头来，用一双布满了白内障的眼睛看着我。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从气味上，这只小狗都像极了史努基，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肯德拉·沃西（我最后一次听说她的消息是在萨那县大屠杀事件爆发后，她说自己准备隐姓埋名地搬到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素食者社区里去）。

艾琳顿·伯恩太太听我这么说，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等等……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我心里一边埋怨着出版商为什么非要在《坠机与阴谋》一书背面印上我的照片，一边忙不迭地否认道：“我觉得您大概没有见过我。”

“不，我见过你。就是你写了那本耸人听闻的书。你跑来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很好奇，所以想要来看看这所房子。”

“不知廉耻。你应该为自己感到汗颜。”

但我并没有放弃追问。“您最近还见过保罗吗？”

“见过又怎么样？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要是在一年前，我肯定会等到她回家后，再在附近逗留片刻，但这一次我马上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一周之后，有人给我的新手机拨了个电话，让我感觉非常纳闷。因为，除了即将和我分道扬镳的经纪人玛德琳知道我的新手机号码之外，会打电话来的就只有那些电话推销员了。当电话那头的人介绍自己就是保罗·克拉多克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事后才知道，是玛德琳的新助理因为保罗操着一口英音便将我的电话告诉了他）。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艾琳顿·伯恩太太向他提起了我曾去他家拜访的事情，还说他的心理医生鼓励他阅读了我的作品《坠机与阴谋》，以帮助他“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萨姆，这个曾经凶残地用刀捅死了自己侄女的男人居然在电话里听上去是那么的口齿伶俐。他建议我去跟进一下莫兰夫妇（听说他们已经搬到了葡萄牙，为的就是要离罗琳遇难的地方近一点）以及他的影子写手曼迪·所罗门（他也加入了位于科茨沃尔德4的一个末日论分会）的近况。

他还建议我去申请一张探访许可证，这样他就能够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了。

我二话没说便同意了，并且很快就开始准备起来。也许我当时还沉浸在一种自怨自艾的压抑情绪当中，也许我当初到伦敦去就是为了逃避现实，但我又怎么能够错过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呢？萨姆，你是最了解我的，所以我想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在答应他邀约的当晚，我又听了一遍他的录音（我承认，他说话的语气让我直起鸡皮疙瘩，不得不起身去把卧室的灯都打开）。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着杰西卡说的那句“你好，保罗叔叔”，试图想在她半开玩笑的语气里发掘出一些别的东西来。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据我在谷歌上搜索出来的图片显示，保罗所在的肯特精神病院是一栋阴森的灰色单体建筑，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为什么所有的精神病院外观看起来都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