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不仅仅是象（第2/4页）

于是，“我”在作风泼辣雷厉风行的妻子的鼓动之下，开始了“再袭”。“再袭”一开始就扑了个空，因为深更半夜根本找不到仍在营业的面包店，只好代以麦当劳汉堡包店。这个更富有象征意味——麦当劳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符号。好在这回没有出现瓦格纳，故而谈不上“交换”。两人以武力迫使店里的三个人专门做了十五个“巨无霸汉堡包”，之后把三个人绑在柱子上，“我”和妻子扬长而去。总之，这次作为袭击算是成立了，“袭击”反抗了“交换”法则，我因之得以从体制内的“乖孩子”重返作为资本主义体制反抗者的自己。村上便是这样描写了自我主体性(identity)崩溃的过程以及加以修复的努力，以他特有的笔法勾勒出了力图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保持自我主体性活下去的边缘人物形象，尽管这种努力是荒谬而徒劳的。

《家庭事件》是村上为一家名叫《IEE》的女性杂志写的，自然把读者设定为女性。也许因为这个关系，在他所有短篇之中，这篇是最好读的，轻松，幽默，开朗，甚至带有欢快的调子。虽然着墨不多，但“我”、妹妹和妹妹的未婚夫渡边升三人的个性跃然纸上。“我”不无嬉皮士意味，玩世不恭，机警顽皮，我行我素，同时不失理解和爱心。一同生活的妹妹则注重世俗价值和规范，苦口婆心地劝“我”改邪归正，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老妈”的角色，以致“我”想：“女人这东西简直同大马哈鱼无异，别看嘴上说什么，终归必定回到一个地方去。”渡边升（《双胞胎女郎和沉没的大陆》中“我”的合伙人和《象的失踪》的男饲养员也叫渡边升）明显是循规蹈矩的专业型人物，虽然所穿毛衣和衬衫的颜色搭配不够谐调，但对修理属于其专业范围的组合音响却表现得十分出色。而且，作为村上的小说，其中罕见地出现了家庭这个他一直不愿意写的团体。双方父母齐全。“我”见了妹妹未婚夫的父母并就此向自己母亲汇报。这在村上小说中恐怕是头一遭。文思丰沛，涉笔成趣，栩栩如生。

《双胞胎女郎和沉没的大陆》最初发表于《别册小说现代》。“我”相隔半年在这里见到了《1973年的弹子球》中的双胞胎女郎208、209。是从画报上见到的，两人在名叫“玻璃笼”的舞厅的玻璃桌旁坐着。后来我梦见了她们。两人置身于双层墙的中间，建筑工不停地往墙上砌砖，而两人却浑然不觉。“墙迅速变高——双胞胎的腰部、胸部、颈部，不久将其整个掩没，直达天花板，这是转眼间的事，我完全奈何不得”。言外之意，我们便是不知不觉之间被什么框死、失去自己的。一旦失去，便不可能重新获得，任何人都徒呼奈何。我想这应该是村上在这部短篇中传达的信息和主题。这也是他一贯传达的主题之一。

《罗马帝国的崩溃1881年印第安人起义 希特勒入侵波兰以及狂风世界》。在这里，村上纯粹是想跟读者开玩笑，篇名虽如此之长，而正文却只有几页。他想说的只有最后出现的一句话：“大凡有意义的行为无不具有其独特的模式。”或者反过来说也未尝不可：具有独特模式的行为未必有什么意义。怎么说都无所谓。

《拧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郎们》——前面说了——在七年后成了《奇鸟行状录》中的第一章，洋洋洒洒繁衍为译成中文都有五十万字的鸿篇巨制，的确可谓“新的胎动”。作为短篇小说来看，几乎同其所有短篇一样，开头突如其来，结尾不知其踪。非日常性对日常性的入侵，虚拟对现实的渗透，彼岸世界对此岸世界的进逼，由此导致主人公生活轨道产生偏差。起始偏差微乎其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越来越严重，不久竟将我带到看不见原来状况的边缘”——村上的短篇大体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写人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而将这种不确定性勉强拉回现实之中的，在这里即是拧发条鸟的叫声。同时其叫声又意味着另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的产生。拧发条鸟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确是一个极富寓义的象征，一个奇特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