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2/9页）

有的老师有点愤世嫉俗：“好多人动不动就说什么自由和平等是矛盾的，以为就能牺牲自由。其实自由和平等矛盾吗？特权才和平等矛盾。”有的老师一直有着旁观的视角：“你们观察这个全权体制，有好多特征很值得玩味。你看那些维权的带头人，最后怎么被搞下去的？不是从上访这事搞下去的。有一个是说违反了计划生育，要罚一大笔钱。”也有的老师试图回归旧日的话语：“还是得把阶级概念拿回来，或者说阶层，现在的阶级分得更多更细——但不管怎么说吧，社会上这种贫富差距的固化是很可怕的事。”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社会呈现出乱象纷纭、张牙舞爪、变化不定的姿态，像魔术表演时满堂灯光，障人眼目。当哭着笑着活着的人变化成书里的一个分母、某一历史阶段中的尘埃或类似“群众”或“百姓”这样词汇中的万千分之一，人的意义就一边凸显，一边消失了。人在被群体扩大的同时变得渺小。

我感兴趣的东西包括五十年代经济政策、六十年代初人口数量、七十年代早期工业恢复情况、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转变、二十一世纪初劳动力大规模迁徙。除此之外，想读的内容如此众多，一时之间令我目不暇接。此外我想知道的是目前的经济数据和实际经济数据之间的差别。不是指各级政府最后的调整，而是想知道统计数字本身的隐瞒。有多少利润被按照成本划入人的口袋，有多少贿赂被当成项目总额的一部分，有多少交易额是杜撰而来，有多少收入为了逃税而隐藏。按照徐行和其他人告诉我的事，所有这些占据全部产出的相当大部分，它们的存在让数字变得空洞。我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办法弄清这些事，但是我清楚这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需要有一个工作，这是我介入这个世界、与它打交道的方式。但是工作不再是标注我身份的东西，只是我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比起我介入世界的方式，我更在意世界呈现的方式。

在我利用工作机会寻找资料的时候，我也遇见过与我有类似旨趣的人。有一个老教授，退休之后自费寻访县城档案馆，编纂自己的史料册。那些县城档案馆保留了许多基层资料，很多报纸、文件、下级汇报和调查资料，多得超乎我的想象。老教授给我看了一些他的发现，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的资料，包括数据、会议记录和上级指示，多得令人惊异，连死亡数据的资料都有保留。他的念头和我一样，这些东西若无人整理，慢慢就湮没消失了，连同其中的事情一起湮没消失了。在当初那些人留下那些碎片的时候，就是在等待有一天有人把它们捡起来。老教授是捡拾碎片的人。

我后来参加过经济普查，走过全国数十个县城，在风格各异的路边小店吃过南北味道。长途车的轮胎扬起尘土，遮蔽了车窗。我的工作薪水很少，但一个人如果总在路上，需要的所有家当也就是一副行囊。

我仍然能见到工作里形形色色的人，谈的话题仍然是购物八卦和家长里短，但是这次我不再烦躁了。当一个人自身不确定，就觉得四周都是要改变自己的力量。一旦自身确定了，看其他人其他事就成了画。画里都是有趣的人。

一三年秋天，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我用国庆假期又去看了一次爸爸。这一次他在尼泊尔。卖掉美国的房子和铺子只身去了尼泊尔。

我和妈妈直到爸爸到尼泊尔一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这中间爸爸和我们联系很少，每次都是用邮箱，没有打过电话，因而从来没有显示过电话的国家区号。后来是偶尔有一次，我在爸爸发来的照片里看到一片奇特而简陋的寺庙样的建筑。妈妈没有注意到这些，她看着照片，只注意到了蓝天和远处的山。“还是美国空气好啊。 ”妈妈感叹道。“应该不是美国。”我说。“什么？”妈妈愣住了。在得知是尼泊尔之后，妈妈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忧心和感叹。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会到那样一个穷破国而不留在美国，忧心爸爸的生活状态，感叹不了解爸爸的所思所想，感叹当初没有跟着爸爸在外面漂是对的，又感叹如果当初一直跟着爸爸，那么现在爸爸的生活状态又不一样了。妈妈是个善良人，她不理解爸爸，但她愿意平白承担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