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2/3页）

他有时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也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浸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

有时，我不回寄宿学校。我在他那里过夜，睡在他的身边。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有时，我也不去上课。晚上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我如遇到别的男人，他就怕，这样的事我不怕，从来不怕。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1943年。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满额金发，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我认为她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不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桥附近，在十六区。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三两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起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那是在1942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多，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都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相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生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寂无行人的街上，卡特来兰正在开花。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我总是看她，几乎时时都看她，这样看她，她觉得很别扭，可是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我看她，为要知道玛丽-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她千里迢迢从波士顿来，为什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对她这样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她经常请客，不请又好像不行似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内部，在她目光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质点，为什么，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尽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样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为什么。这些衣衫无所属，没有特征，端庄合乎法度，色调鲜亮，白得像隆冬季节的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