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列家族和弗莱明家族（第6/17页）

“听着，你说吃饭，指的是吃晚饭，对吧？”

“对啊。”

“我就是想弄清楚。因为以前去你们那儿的时候，还记得吧，你们那边的人总是中午吃正餐，把午饭叫作正餐。我想你现在已经不那么说了，但还是想弄清楚。”

我告诉理查德，母亲的一个表姐要来吃饭，她是个护士，或者说曾经是护士，现在住在费城。

“她不错，”我意思是说艾丽斯姨妈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谈举止也比较文雅，“她去过很多地方，人真的很有趣。她是个护士，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我把那个百万富翁遗孀和满旅行包珠宝的故事讲给理查德听。可是我说得越多，他就越能感觉到我心中的疑虑和不安，他的态度就越含糊，越叫人不放心。他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上有优势，而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彼此都不肯浪费任何优势的地步了。

我特别希望艾丽斯姨妈这次来访能够进展顺利。我这么想是有私心的，动机不是特别光彩。我希望姨妈大放异彩，不让我在丈夫面前丢人；又希望理查德和他的钱还有我们的房子让我在姨妈眼中彻底摆脱“穷亲戚”的标签；我希望体面而又含蓄地达成这一心愿，使双方都意识到我的价值所在。

我曾经想，自己如果能有一个有钱、文雅又有地位的亲戚，理查德对我的态度一定会改变，法官或外科医生都很好。艾丽斯姨妈作为替补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完全没有把握。我害怕听到理查德说起“达格利什”时的那种口气，怕艾丽斯姨妈说话带着渥太华谷的口音——理查德对乡下口音十分挑剔，曾经不停地挑我的毛病——还怕艾丽斯姨妈的声音里有些别的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她会不会表现得太急切？或认为自己有权利拿到一项在我看来不正当的家庭财产所有权？

算了，不想了。我开始解冻羊腿，做柠檬酥皮馅饼。姨妈们去我家做客时，母亲做的就是这种馅饼。母亲把甜点叉擦亮，把餐巾熨平，因为我们有甜点叉（我想告诉理查德），是的，还有餐巾，尽管我们的厕所在地下室，战后才用上自来水。早上，我把热水倒进壶里，提到前屋的卧室给姨妈们洗漱用。那种壶现在已经进古董店了，或者摆在大厅的桌子上，里面种满了观赏草。

不过当然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甜点叉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难道我是那种将这些物品等同于文明生活的人吗？不，完全不是，不完全是，是又不是，是，又不是。我脑海里响起理查德的话：你的背景。他把声音压低，像是在警告我。或者，也许是他说者无意，我听者有心？每当他说起达格利什，甚至只是不声不响地递给我一封家书，我都会感到羞愧难当，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慢慢长出来，像霉菌一样，肮脏，令人厌烦，又不容忽视。对理查德他们家的人来说，贫穷就像口臭和脓疮，是一种折磨，被折磨的人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他们看来，最好不要理睬这种东西。假如我在他们面前提起我的童年或家庭，他们大概会有些退缩，仿佛听到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有点咄咄逼人，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那个出身低贱的人物一样，因为小时候没有看过马戏团的表演而耿耿于怀。也许这才是我让他们尴尬的原因。他们家人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得体，理查德就不行了，因为他娶了我就等于将自己置于一种险境。他想让我跟过去一刀两断，在他看来，那都是些低劣的负担。他时时留心我是否与过去藕断丝连，而我确实如此。

姨妈们再也没有一起来过我家。有一年冬天，威妮弗雷德姨妈突然去世了，距那次难忘的相聚不过三四年。艾丽斯姨妈写信给我母亲，说她们的圈子现在不完整了，说她怀疑过威妮弗雷德得了糖尿病，但是威妮弗雷德太贪吃了，不想去做检查。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姨妈们还会来看她，但都是单独来的，而且由于离得太远，来的次数也不多。她们几乎在每封信里都会提到那个夏天，那段大家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母亲临终前曾跟我说：“噢，天哪，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玩具喷水手枪。还记得那场音乐会吗？威妮弗雷德手里拿着玩具喷水手枪！每个人都露了一手。我表演的是什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