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发户的故事

我以前并不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道理。我们街坊邻居家的孩子们，从前见了我都躲着走，现在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叫“叔叔”。他们的父母每次见了我也都是嘘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还争着问我吃早饭、中饭、晚饭了没有。街道上那些小伙子叫我“刘爷”，把我敬得跟神仙似的。姑娘们每次路过我的办公室，总要往里飞几个媚眼。我打心里瞧不起他们。您没看见他们从前把我当条丧家犬时那个样子。

最让人想不到的变化来自我老婆珊珊和我丈母娘。三年前，我在一个建筑公司里当砌砖的临时工，央了一个媒人到珊珊家去提亲。潘大妈（就是我现在的丈母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说她宁可把闺女扔到臭水沟里，也不能让我娶了珊珊。她的话像刀子扎到我心上。整整一个礼拜，我没有迈出家门一步，坐在一张马扎上喝着酽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一个哥们儿说，潘大妈不愿意把女儿给我，兴许是嫌我没有正式的工作。

“你还不明白？”他说，“那丫头是列车员。只要咱国家里跑火车，她就有饭碗。”

“你是说我配不上她？”我问。

他点点头，我俩就没再说下去。我干的是临时工，没有固定收入，这些都不假，但是我猜潘家不答应这门亲事是另有原因。她们肯定是把我看成蹲过大牢的罪犯了。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的哥们儿东平跟我说：“刘老弟，想不想发财？”

“当然想了。”我回答说。

“那就跟我干。哥哥我保证你一个月就赚五百块钱。”

“啥门道能挣这么多钱？”

他说的发财路数其实很简单：从南方买好烟运到木基市来卖高价。我如果入伙就要拿出十分之一的股本，外加我的劳动力，这样赚了钱我就能拿到四成的红利。我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但还是同意了跟他一起干。春节前的一个月我跑了趟上海，运回来一千条“琥珀”牌香烟。这些香烟只卖出去一半就让警察逮住了，罪名是投机倒把。我们可赔惨了—警察没收了卖烟的钱，还扣了没卖出去的货。我被关了三个月，东平被判了两年。敢情这小子干这行已经是老手了，合伙人有好几个。我还不知道他是“专业倒爷”。报纸上把我们的名字都登出来了，我们几个的照片也贴得满大街都是。潘大妈和她女儿不把我当成流氓才怪呢。说实话，连我自己也觉着丢人。

我爱珊珊，但恨她妈。我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只有改善自己的将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学重新招生，但是我不敢去报名考试，因为我连中学都没毕业。我看来是没啥指望了。不怕您笑话，我当时唯一的志向就是当一个熟练的泥瓦工。人家潘大妈咋能看上这样的人做未来的女婿呢？

第二年夏天，我听说珊珊报名上了夜校，业余时间学习中国现代史。我也去了夜校的历史班，但是没有正式注册，因为害怕过不了入学考试这一关。这个班很大，有八十来个学生聚在一个教室里上大课。老师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不做作业，也不参加考试，在课堂上更是从来不提问题。我跟同学们说我是在一家发电厂里当会计，他们也都相信了，甚至连珊珊也把我当成了正式的学生。

过了半个学期，我开始喜欢上了历史课本，特别是讲鸦片战争的那些章节。我觉着珊珊好像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因为她在夜校里并不怎么讨厌我。我央求老媒婆再去潘家提亲，可是那个老东西竟然不愿意帮我。有一天我提着一个走后门买来的四十二斤重的猪头到她家去，她才答应再试试。那个猪头花了我三十块钱呢。

这一次，潘大妈说得更干脆：“告诉刘峰那小子死了这条心。他也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