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8 -（第2/3页）

传记在为逗留德国期间的井上隐瞒什么？这其中不是没有可疑之处。既然利用圣诞节假期出游德国，但翻遍传记却看不到他向青木公使了解或亲自调查当时德国财政经济政策的只言片语。当时的德国宰相是俾斯麦，在他的力促下，德国与俄罗斯、奥地利结成了“三帝同盟”，相互牵制，使欧洲暂时避免了新的纷争，也使得德国去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大力振兴经济。德国虽说幅员不大，但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炭资源，其时俾斯麦还没有施行关税保护法，德国也还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急速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是稍后的事情，但其前兆业已隐隐出现。而负有调查欧美各国经济状况之责的井上馨居然对德国财政经济政策不闻不问，只是为了青木公使与德国妇人结婚的事而“出游德国”并接受青木的意见征询，随后便动身前往法国——至少根据传记的记述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日本政府自明治三年起委托东福瑙曼印刷公司印制日本纸币，再将印制完成的纸币运送回日本国内，奉命调查财政现状的井上基于其职责自然应当同东福瑙曼公司接触，听取和了解纸币印制的情况。此时的井上还兼着大藏卿的职守（归国后即就任工部卿兼任大藏卿），不管是他从柏林前往法兰克福，还是东福瑙曼公司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前来柏林，井上与之一定是有所接触的，否则很不正常。

对于井上在伦敦时的行动记述得十分详尽，而对他在德国的行动却记述得过于简单，由此看来，传记在记述时一定做了大幅的省略。这就是安田读了传记之后的感觉。

这一省略并非编撰者随意为之，而是井上没有将这一段行动讲述给编撰者的结果。

无论如何，舆论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井上馨在德国期间行动的空白部分，民众本能地嗅出了某种气味。

痴游在这本书“当时庙堂怪象之种种”一节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大约是明治十二年的九月十六日，山县有朋参议在富士见町的府邸会见各国公使及阁僚，并设午餐会招待宾客。来宾之一、时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参议拿出一份出门时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是警视局警部跨府缉捕藤田，称：“余身为内务卿并未签发过此命令，事态殊为可疑。”此事一出，鉴于长州集团与此事难脱干系，山县参议觉得自己身上带着疑点依然列席阁议未免尴尬难堪，倒不如迅即辞去公职，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于是竭力提出辞职。在此过程中，伪造国币案件变成了违法经商事件，违法经商事件又变成了商业贿赂事件，商业贿赂事件又变成了花纸牌赌博事件，局面一点点发生眼花缭乱的变化，最终没有查出任何犯罪案件，阁议议定对当事官吏予以问责、加以惩戒，终于各方太平无事，庙堂上也重新风云无迹，唯大藏卿大隈重信参议以机密费的名义特批了一笔特别支出作为调查伪造国币案的费用，这当然是基于职分的正常行为，但下令警视局前往大阪执行缉捕显然是越权滥职的行为。

根据这段记述，伊藤内务卿对于其掌管之下的警视局（警视厅）前往大阪搜查藤田组一事，直到接到那封电报为止，丝毫不知情，川路大警视是在没有得到直属上司内务卿（内务大臣）的命令和默许的情况下，擅自前往大阪秘密搜查并缉捕藤田组的。当时执行的虽然是安藤中警视，但这一方针却是川路出访之前定下的。

山县有朋参议（参谋本部长）从伊藤口中听到缉捕藤田组后，脸色骤变，觉得自己带着疑点列席阁议未免尴尬难堪，不如辞去公职，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因而坚决要求辞职，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打自招，恰好暴露出藤田组与山县、井上等长州藩阀官僚的串通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