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第2/3页）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的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蒙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儿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三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导弹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　“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里，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四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怔，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