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第4/18页）

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提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光谱中，自由派将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二 新权威主义思潮

新权威主义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1980年代后期，一股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民间思潮开始出现，它就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向运动，它的逻辑如下：一个后发展国家，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舍此以外的民主，由于缺乏民主需要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就是不切实的、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无序状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后发展民族不经过经济发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将杯子里的水平稳地倒到盘中一样，这一过程需要始终保持平衡。作为平衡杠杆的新权威政治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是后发展国家能否成功向民主转型的关键。

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对立面，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没有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作怅”的负面作用，并使中国有“倒退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专制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很难避免腐化。新权威主义回答说，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天然的对权威政治的制衡因素，这种力量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与法治不断成熟。但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使自由派满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大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也扩大到海外，这场权威与自由之争，是知识界最早的思想论争。

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它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子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双方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必须指出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过渡，劣质的威权政治，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拉美海地的军人政权等，只能导致朋党式的“苏丹化”政权。威权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可变通性、开放性与开明性，以及容许试错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弹性。

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对于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试错式的渐进的制度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通过渐进的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成熟，逐渐减少权威政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开放的心态，在多元试错中，渐进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标，这样，就从权威主义经由“后权威主义”、“前民主政治”，而最终走向民主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演进的正途。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路径依赖发展的速度，何者走向更快。而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创新，必要的活跃的自由空间是不可少的。高明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