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4/14页）

在这种以文化批判政治和用历史解释现实的高潮中，出现了1988年6月的电视专题片《河疡》，当时众人争看这部电视的现象说明，借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来抨击现实政治的风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发展到了极致，在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河疡》封面上，写着两句话，一句是“揭示悲剧性民族性心态”，一句是“反思古华夏文明命运”，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究取向，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感情和社会上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满的潮流逐渐结合，这便引起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并且终于结束了整个的80年代，也结束了“文化热”。17

二 进入1990年代，政治批判与学术溯源合一的学术史研究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标志性年代，中国的1989年就像1895年一样重要，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东（欧）渐渐解体，此后，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突然发生巨变，原来世界的划分和是非的论争，彼此坚定的立场和原则，突然都失效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集体优先还是个人神圣，原来的观念都好像要重新认识，原来的道理也好像要重新建立。逐渐瓦解的苏东阵营发觉要扔掉旧道理，似乎是胜利者的西方世界也好像突然掉入了“无物之阵”，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各自的“硬道理”好像没有用了。所以，《文明的冲突》的撰人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说，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文明的冲突开始了，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对了，需要重新观察和分析。而写《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F.Fukuyama)，意见虽然和亨廷顿针锋相对，但是他也说，因为自由民主有了决定性的胜利，黑格尔的历史发展逻辑到顶了，“历史终结了”。可能很多学者会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我想提醒的是，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并没有像苏东那样巨变，民主、自由、理性仍然是思想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一切经济和社会变化在中国仍然是由政治力量主导，因此历史在中国并未“终结”。18尽管中国大陆的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应当说，80年代的批判在90年代换了形式仍然延续，只是在80年代的各种资源中，逐渐延伸出不同的方向和趋势，这导致了表面的“转向”与“分化”。

稍稍回顾一下当代历史就可以知道，从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思想学说很简明，那是一个真理不言自明的时代，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很清楚很简单。到了80年代，尽管改革开放了，进入批判性的“文化热”，大家开始意识到那种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弊病，但是，一起反抗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心情，使大家还在延续着很同一的观念，大家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大家都主张要“补课”和“启蒙”，自由、民主、科学和理性仍然是普遍价值，而造成这些价值缺失的思想专制和导致中国落后的政治专制，仍然是知识人心目中同一的批判标靶。但是，经历了1989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无力感，因为政治无法公开议论，经济成了全民目标，文化再也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理想主义成为笑料，庸俗风尚流行而且有了正当性，19而人文知识不再有80年代的动员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陈思和、王晓明、朱学勤、张汝伦等人开始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他们的座谈记录，20讨论“人文精神”及其“失落”。尽管此后有人以“后见之明”予以批评，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似乎把问题诉诸道德和人文，因而并不能对全球资本背景和社会经济关系做出正确的诊断，但是，这种批评似乎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思想状况。其实，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想来，这一讨论表达的恰恰是80年代产生极大影响的人文学者，对于无力于新的社会状况的不满和对口益衰落的人文学术的悲哀。不过，有趣的是，有些学者很快从学术史方面再度寻找到了新资源，以表面的怀“旧”来贬“新”，以政治的冷感来表现政治批判的热情，通过学术来表达政治，因此，一批学养深厚的民国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格、胡适、傅斯年，甚至沈曾植等被请上神坛，这就出现了前面李泽厚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