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新道统（第3/9页）

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之后，学界对市场经济与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对过去人为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危害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个人主义也有了新的理解。许多人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实际上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90年代逐渐兴起的胡适热、陈寅格热，也为重提自由主义发掘了本土资源。

当时许多重要法律的修订和政策的制订，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因素。比如提出了法治政府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再比如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后来宪法修订案纳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等。此外，中国新锐纸质媒体南方报系、各地城市报系以及《财经》杂志等一大批市场化杂志和新兴网络媒体，也都普遍倾向于自由主义，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强势舆论氛围，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影响力，都大于80年代。

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90年代中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众、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5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一文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6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作了简练概括：“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7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头疼的是，经过几百年演变，自由主义内涵日趋复杂。

古典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赞赏“看不见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

新自由主义在坚持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同时，考虑到政府应该发挥效能，主张必要的经济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提出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回应了时代挑战。因为有些人指责自由主义只关心财富的产生，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诺奇克则用“持有正义”反驳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诺奇克说，只要财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诺奇克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