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93-

很明显,她有时候对我充满抵触,但在她的敌意隐藏在她对我的情感以及愿意为我付出的态度后面。比如说,莉拉一直都很乐意照顾我的几个女儿,尽管她有时候话里话外,都想让我感觉我欠她的情。她好像在说:你现在的身份,你获得的成就,都是因为我牺牲自己,让你成为那样的人。我听出她的话外之音时,我会提议说,我可以找一个保姆,但是无论是她还是恩佐,都会觉得我太见外了,这种话提都不要提。有一天早上,我需要她的帮助,她提到了她要面对的一些棘手问题,我冷冰冰地说,我会另找一个解决方案。她马上变得很凶,说:“我跟你说了我不帮你吗?假如你需要,我会安排一下的。你的女儿抱怨过吗?我忽视她们了吗?”这样一来,我确信她只是需要我承认她的重要性,我要真诚地对她表示感谢,没有她的支持,我的公众生活是很难维持的。后来我开始忙于自己的事儿,每次都把几个孩子留给她。

因为出版社宣传部门的有效推广,每天我都会出现在不同报纸上,有一两次我还上了电视。我很振奋,也很紧张,我喜欢人们对我的关注,但我害怕说错话。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找谁谈,我去找莉拉,想听听她的建议:

“假如他们问起索拉拉兄弟呢?”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假如他们生气了呢?”

“现在他们怕你更多一些,你比他们更危险。”

“我很担心,我觉得米凯莱越来越疯狂了。”

“书写出来,就是为了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而不是为了沉默。”

实际上,我一直都很小心。那个阶段,因为选举,各个政党的宣传都热火朝天,我很小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从来都不谈论政治,从来都不会提到索拉拉兄弟,大家都知道,他们在给联合执政的五个政党拉选票。但关于城区的生活环境,我会谈很多,在地震之后,一切都更糟糕了,我会谈到城区的贫穷、非法交易,还有管理机构的纵容。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还有当时的心情,我会谈论我自己、我接受的教育、求学生涯的艰难、比萨高等师范里蔓延的厌女症,会谈到我的母亲、女儿,还有我的女性主义思想。那段时间,图书市场的情况非常复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都游离于先锋主义和传统写作之间,但我是有优势的,因为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我通过第二本书展示了我坚实的文化,还有宽广的兴趣,我是少有的几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出版生涯,甚至是读者群的作家。这样一来,我的电话越来越频繁响起,但说实在的,那些记者很少让我谈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会问我关于那不勒斯的现状的看法,还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这些问题我还是可以谈论的。很快,我开始给《晨报》写稿子,我接受了一个题为“我们女人”专栏的约稿,无论哪里邀请我去,我都会根据不同的观众介绍我的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过去出版的那两本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像这本这么突出,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给我打了电话,都是我之前没有机会认识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想见我,他想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每天我都会接到消息,都是这个或那个出版社要了解我的书。总之,我越来越高兴了。

但是最让我满意的是两个出乎我意料的电话。第一个是阿黛尔打的,她对我很客气,问了两个孙女的情况。她说,她通常是从彼得罗那里了解她们的所有情况,彼得罗给她看了两个孩子的照片,她们都很漂亮。我会听她说,只是礼节性地回复了几句。关于那本书,她说:“我又看了一遍,你很棒,这本书现在好多了。”在挂电话之前,她让我答应她,如果我去热内亚推广我的书,一定要告诉她,我要把两个孩子带给她看,让她们在热内亚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她,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诺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