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69-

尽管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但我很难接受母亲的死。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过,可能那种痛苦一直都没真正离开。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远离她。在她的葬礼结束之后,我感觉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看看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几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感觉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到处都是她的声音。那就像一股青烟,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导火索也会燃烧起来。我很懊悔,在她生病时,我才找到了另一种和她相处的办法,我甚至回忆起了我小时候,她还年轻时的一些愉快的时刻。我的愧疚感让怀念一直在持续,我在抽屉里放了她的一个发卡、一块手帕,还有小剪刀,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戴着她的手镯也还不够。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怀孕时,我的胯部又开始疼了,生产完之后那疼痛还没消失,我选择不去看医生,我保留着身体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亲给我的遗产。

还有她最后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相信你”),也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她临死时确信:按照我的性格,还有我积累的资源,我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这种想法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响,后来真的起了作用。我决定向她证明,她说得对,我打起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开始利用那些空暇读书写作。我对那些琐碎的政治失去了兴趣——五个政党联合起来统治这个国家,它们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争执,这都是尼诺积极参与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打不起精神,但我继续关注这个国家的暴力和腐败问题。我一直在阅读女性主义的资料,我最后一本小书的影响还在,我给针对女性读者的新杂志投稿。但我得承认,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让我的出版社相信,我的新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大约两年前,出版社给我预支了一半稿费,那是很大一笔钱,但我自己这两年基本一事无成,我感觉很吃力,还在寻找素材。那个主编,就是给我预支了那笔钱的人,从来都没给我施压,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工作进展,假如我避而不谈,那他也不深究。因为要说实话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晚邮报》上出现了一篇带有讽刺色彩的文章,里面赞扬了一部处女作获得的成功,然后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整个意大利青年文学还在等着我许诺的那本书。几天后,我的主编经过那不勒斯,他来参加一个盛大的研讨会,他要求见我。

他严肃的语气马上就让我很担心,在将近十五年的合作中,他从来都没让我感到压力。他站在我这一边,对付阿黛尔的阻挠,他一直对我都很客气。我做出一副愉快的样子,邀请他到塔索街上的家里来吃饭,这让我很不安,也很辛苦,但我请他来家里,是因为尼诺想出版一本新的杂文集。主编的态度很客气,但没表露出多余的情感,他对我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然后赞扬了伊玛,送给黛黛和艾尔莎几本色彩非常鲜艳的小书。他耐心地等着我弄完饭菜,照料几个孩子,我让尼诺和他谈那本想要出的书。后来,到了这次会面的关键环节,他说他想知道,他能不能做计划,在那年秋天出版我的小说。

我脸红了,问道:

“一九八二年秋天?”

“是一九八二年秋天。”

“也许可以,我还以为晚些时候呢。”

“你现在知道就好。”

“但我距离收尾还有点儿时间。”

“你可以先让我看看你写的。”

“我还没准备好。”

他沉默了,喝了一小口葡萄酒,用一种严肃的语气说:

“埃莱娜,到现在为止,你一直很幸运,上一本书的反响尤其好,你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很多读者,但这些读者需要经营,假如你失去他们,你也失去了出版其他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