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22-

随后,我对彼得罗提出我要把两个女儿带走。很明显,他很为难,但为了能多和多莉娅娜待在一起,他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我去那不勒斯和尼诺谈这件事情,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了多莫路上的那套房子,现在,我们通常都是去那里。尽管每次都有一种仓促的感觉,那里破旧的床单让我有些厌烦,但我知道他一直住在那里,那是他的家,见到他很幸福,所以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去找他。我对他说,我已经想好了,要和两个女儿搬回那不勒斯居住。他表现得十分惊喜,我们庆祝了一下,他说要尽快给我们找一套房子,他想承担找房子的责任。

我松了一口气,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四处奔波、悲喜交集的生活,现在是消停的时候了。我有了一点儿钱,彼得罗也会给我孩子的抚养费,而且我正要签一本报酬丰厚的新书。除此之外,我终于感觉自己成熟了,地位越来越高,我以新身份回到那不勒斯,这对我的工作可能会是一个激励和促进。尤其是,我要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和他一起散步,会见他的朋友,进行交谈,晚上参加很多文化活动是多么美好的事儿。我想租一套明亮的房子,可以看到大海,这样两个女儿就不会怀念热内亚的舒适生活。

我避免给莉拉打电话,我没告诉她我的决定。我很肯定,她一定会强行掺和进来,介入我的生活,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给卡门打了电话,在那些年,我和她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为了让她高兴,我和娜迪亚的哥哥阿尔曼多见面了,我发现,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党的一个要人。他充满敬意地接待了我,他赞扬了我最近写的那本书,并邀请我去城里的某个地方,和读者谈论这本书。他把我拉到了一个有很多人收听的电台,那是他自己建立的一个电台,在一个异常凌乱的地方,他对我进行了采访。但是,我打听他妹妹时,他变得遮遮掩掩,他把我的询问称为“持之以恒的兴趣”。他说,娜迪亚现在很好,她和母亲一起去远方旅行了,没有别的。关于帕斯卡莱,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像他那样的人,”阿尔曼多强调说,“是这伟大政治阶段的毁灭者。”

在卡门跟前,我非常委婉地谈到了这次会面,很明显,她还是很难过,那是一种沉重的难过。这让我每次去那不勒斯时,都会去看她,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一种我可以理解的不安。帕斯卡莱是我们的帕斯卡莱,无论他做过什么,我们都很爱他,或者说,无论人们认为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爱他。关于他,我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非常模糊:我们在城区图书馆相遇的那次,在马尔蒂里广场上打架的那次,他开车带着我去看莉拉的那次,还有他和娜迪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家里。我对卡门的记忆要更清晰一些,她孩童时代的痛苦——警察抓走她父亲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加上了她对哥哥的忧虑,她一直在操心着哥哥的命运。假如之前我们只是孩童时代的朋友,因为莉拉的缘故,她成了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的售货员,现在她是我很愿意见面、很在意的一个人。

我们在多莫街上的一家酒吧里见面,那地方很黑,我们坐在对着街道的门边儿。我跟她详细说了我的计划,我知道,她会告诉莉拉的。我想,这也没什么问题。卡门穿着黑色的衣服,满脸沉重,她一声不吭地听我讲,中间没打断我。我感觉我的一切都很轻浮:我穿的体面衣服、尼诺,还有想生活在一栋漂亮房子里的愿望。最后她看了一下表,对我宣布说:

“莉娜马上就要过来了。”

我有些不安,我约的是她,而不是莉拉。这时候,我也看了看手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