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11-

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民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