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2000年，汉江，波特兰，纽约（第4/26页）

十一年级是美国高中阶段最紧张的一年，理科方面，左思安在国内打下的基础算得上扎实，就算上课听得半懂不懂，也还不至于有太大问题，她最觉得头痛的就是英语与社会学，英语课指定的阅读范围几乎是她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而社会学涉及的美国社会政治形态与结构更让她如同云山雾罩一般无法理解。而且美国高中教学很多采用讨论方式进行，一堂课下来，她努力理解别人的发言尚且力有不及，根本无法加入进去，加上她性格内向，也不喜欢参与争论，主动表达观点，学习上的压力变成心理压力，她的失眠变得更加严重。

于佳向来在学业这件事上对人对己要求一样高，意识不到存在压力这回事。她认为学习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付出努力来解决，而左思安的问题在她看来是努力的程度不够，没有树立目标，没有进入专注学习的状态而已。

她一再提醒左思安，到了十二年级，就要开始面临申请大学，如果想成功申请到好的大学，必须更加用功才行。左思安没有向母亲解释求得理解的习惯，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苦苦撑着。

倒是定期过来的Peter注意到了左思安的精神状况不对，但Peter按美国人的观念，认为左思安的问题是心理创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她处于封闭状态，无法与周围建立有效交流，左思安对他的冷漠更让他觉得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他与于佳谈起这一点，于佳跟国内一般学理工科的人一样，照例对一切缺乏实证的学说将信将疑，听到Peter建议让左思安看心理医生，顿时皱眉：“小安只是内向，哪至于有心理疾病要看医生。”

Peter笑道：“我知道你们的文化忌讳谈心理问题，但人人都需要帮助，看医生是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不可怕。我当年离婚后十分沮丧，看过两年心理医生才走出来。所以我很佩服你能独立处理好所有压力，实在太强大了。”

“我们有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小安对我都不愿意讲她的心事，怎么可能同意跟医生讲。”

“有时候受害者会有一种内疚感，把一切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这种情绪不通过某种途径宣泄出来，是非常有害的。不喜欢正式约见心理医生的话，也有其他途径。据我所知，学校里一般都配备了专职心理辅导员，他们都接受过专业训练，学生可以预约心理辅导；或者她也可以去参加性侵受害者互助小组，那里都是有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匿名倾诉讨论，可以帮助她更快走出阴影。”

于佳在贵州遇险时，将女儿的情况告诉了Peter，Peter震惊之后，表现得十分同情，令她多少有些安慰，但另一方面，Peter讨论起问题无拘无束的风格又让她有些烦恼。她来自保守的社会，听到“性侵”这类直白表述的词便觉得刺耳，她认为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来不与女儿谈论发生过的事，更不愿意把这件事公开拿出来讨论。

可是Peter毕竟是一番好意，而且言之成理，她认真考虑后，试着与左思安谈起，左思安一怔之下，勃然大怒：“这是Peter的主意吧？”

她没法否认：“他也是关心你。”

“够了，我的事，你要我提都不要提起，就当被疯狗咬过，尽快忘记就好，凭什么告诉他？你们就没别的事好谈，非要拿我做话题吗？”

于佳知道辩解只会更加激怒女儿：“不，我并没有过多跟他谈论这事。”

“那他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她只好说：“他只是建议，我也只是征求你的意见，也许你会需要这样的帮助。”

“那好，我这就明确告诉你，我不去见什么心理医生，也不参加什么小组，请他再不要管我的闲事了。”

之后左思安对Peter更加冷淡，Peter摸不着头脑，于佳也只是含糊地说：“还是给她自己一点儿空间，让她慢慢适应这边的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