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斯和残雪谈长篇《最后的情人》

牧斯:你曾说“此书企图描写的,是来自深渊的那些痛苦和人为了对抗它们所做出的努力”。这似乎是许多西方大师喜欢表现的主题——现代社会人类人性之嬗变。你跟国内同类作家不一样啊,你认为他们描写的只是事物的表象?

残雪:是啊,我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作家吧。除此之外,还有我的几个文学同仁——张小波,薛忆伪,梁小斌是属于这一类。也许,将文学作为独立的精神事物来追求,在中国算一个创举吧。我不想一个一个地说国内的作家,但固守自己的传统是必然要流于表面的,看看文坛上的事实就明白了。

牧斯:这部小说中人物都是飘忽不定的人,氛围也是“飘忽不定”。“飘忽不定”、“一切未定”是否就是你向往的“元境界”?小说中有一位名叫埃达的女子,她从毁灭她全家的泥石流中逃生,来到人间流浪。这种具有西方氛围与神话气息的小说是否是你特别的设造?

残雪:精神就是飘忽不定的,如果你抓得到,把握得了,那就不是精神了。精神仅仅存在于渴望里,存在于你想重返的冲动之中,那里就是不安定的“元境界”。关于女主人公埃达,我并没有设造,她本来就在我里头,所以她才会出来。写我这种小说没法设造任何情节,你只能忍耐、倾听,然后语言就会出来——那种具有原始气息的语言。埃达为什么总在重返那种境界?也许,在毁灭的极限中生存过一次的人,就永远具有了重返的冲动。

牧斯:“写完之后我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零度写作”这都是很多年轻人玩弄的“先锋”概念与姿态,而你却以一份事业心来实验它、操作它,几十年如一日,你是否找到了“零度写作”的真谛?能否给我们描述一下在“零度写作”中的状态?

残雪:我同国内说的“零度写作”是两码事。他们推崇的是技巧,破除的是理念。而我是一个理念至上的作家,但丁,歌德等是我的榜样。我提倡的“新实验”——拿自己做实验——才是真正的零度写作。我不要任何技巧,只凭原始的冲动去“自动写作”。我每天努力锻炼,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然后脑海空空坐在桌边就写,既不构思也不修改,用祖先留给我的丰富的潜意识宝藏来搞“巫术”。这种高级的巫术,我打算搞一辈子。

牧斯:我知道俗世中的你与写作中的你,是迥然分割的两个世界,而且你会特别偏爱写作中的你的世界,那么你如何看待现实中的情和爱,愤懑与仇恨,甚至痛苦与悲伤?因为毕竟,是现实中的这些经验与体会,教会了你思索。

残雪:世俗中的情感,我不但不排斥,还远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和走极端。我的情感总是大起大落的。你说的对,世俗给了我养料。为什么我会有那么丰富的潜意识出来?它们的母体就是我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俗世界啊。我是一个爱世俗爱到狂热的人,但世俗又令我憎恨自己,所以我必须通过升华到另一个世界来实现我的世俗之爱。我想所有的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我这样的吧。

牧斯:你将人的基本因素总结为“欲望与自由”,而且人的精神史,基本上是人的“原始欲望”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当然它们在很多情况下纠缠不清、理不顺。而《最后的情人》是否是将这关系一次清理的尝试?

残雪:你说得太对了!你是一个高层次的读者!为什么我必须理清?因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他一生中最大的使命就是认识自己的欲望(或人的欲望)。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具有精神。将此当作终生事业的人便是艺术家。

牧斯:写完这部小说之后,你提出一种新的写作概念——“新实验”小说。为什么叫它“新实验”?这跟以前王干等人提出的“新体验”、“新现代”等写作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