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2页）

抗战爆发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后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这期间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8月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的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支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1939年戴望舒和艾青主编《顶点》，宣传抗日。

1941年末，香港沦陷。1942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仍自守坚节，保持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后经叶灵凤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既无固定收入的职业，又患了严重的哮喘，只能在苦难和屈辱中企盼着民族的解放，他此时的心情，被生动地记录在了《等待》、《等待其二》等诗篇中。

抗战胜利后，戴望舒回到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进行著、译、研究等工作。1948年，因参加民主运动受国民党政府通缉，他再次辗转香港。1949新中国成立，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带着两个女儿，和诗人卞之琳一起回到北京。然而在长期的斗争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生活中，戴望舒身体状况日下，不久之后的1950年2月8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至此，“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留给世人的是他那道悠长且湿漉的雨巷。

斯人已逝，托体同山阿。但戴望舒诗歌在几经命运沉浮后，魅力不减，风行几十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诗歌标示了现代诗歌流变和发展的方向——在新诗发展的大浪淘沙中，无数的诗人和诗作曾经名噪一时，而最终湮没无闻，可是戴望舒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意象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苦心孤诣，用心灵陶铸诗歌，终于写出了拥有自己独特风格和色调的诗歌。

戴望舒的诗，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