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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拉夜间来访谈起这件事时，将军才知道是他的政敌，也就是他称之为蛊惑党的那批人干的，他们得到治安当局的默许，上街煽动手工业行会反对将军。那天是星期五赶集的日子，广场上容易引起骚乱。傍晚一场雷电交加、异乎寻常的大雨驱散了捣乱分子。但是损害已经造成。圣巴托洛梅法学院的学生们攻占了最高法院，强行对将军进行公审，他们用刺刀破坏了他的一幅由一位解放军老旗手绘制的真人大小的油画像，然后从阳台上扔到街上。喝玉米酒醉了的暴民们抢劫了皇家大道上的商店和郊区没有及时关门的酒店，在大广场上枪决了一个用塞满锯木屑的布袋扎成的将军，即使没有缀纯金纽扣的蓝色军服，也一眼就能辨出像谁。他们指控将军幕后鼓动军队叛乱，目的是恢复他连续任职十二年之后被议会一致投票决定剥夺掉的权力。指控他想终身担任总统，以便把这职位传给一个欧洲亲王。指控他假装出国，其实是前赴委内瑞拉边境，打算率领叛军卷土重来，夺取政权。公共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攻讦将军的无头告示，支持将军的一些头面人物躲在别人家里，等待事态平息。他的主要政敌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一派的报纸大肆宣扬说，将军的所谓疾病和出国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令人厌烦，其实只是政治花招，想让人们请求他别走。那天晚上，曼努埃拉·萨恩斯把白天的骚乱详情告诉将军时，临时总统的士兵们正在擦掉大主教邸宅墙上一条用炭涂写的标语：“这家伙既不会走，也不会死。”将军听后叹了一口气。

“局势肯定不妙，”他说，“我比局势更糟，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街区之外的事，却对我说是庆祝节日。”

事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信他会放弃权力，离开祖国。这个城市太小，市民又太喜欢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清，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毫无把握的欧洲之行有两个大破绽：首先，他随从人员众多而没有足够的钱，哪里都去不成；其次，他曾任共和国总统，未经政府许可，一年之内不能出国，何况他连提出申请的表面文章也没有做。他下令收拾行李，故意搞得人人皆知，但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把它看成是不容置疑的证据，因为他以前装着要离开，曾下令将整幢房屋拆除，结果却是一个有效的政治花招。军事副官们认为过去一年中他灰心丧气的症状太明显了。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可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又精神焕发地苏醒过来，带着比原先更大的劲头重新生活。何塞·帕拉西奥斯一直注意各种难以预料的变化，常说：“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

他一再提出辞职，已经编进了民间歌谣，最早一次是总统就职演说中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以后几年里，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要求辞职，谁都说不准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两年前的一次搞得尽人皆知。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晚上，有人企图在政府大楼的卧室里暗杀将军，他侥幸脱险，没穿外套在一座桥下躲藏了六小时。第二天清晨，议会派一个代表团去探望，只见他身上裹着羊毛毯，两脚泡在一桶热水里，不是由于高烧，而是由于失望，显得萎靡不振。他向代表们宣布阴谋不予调查，不对任何人进行传讯，原定元旦召集的议会立即提前举行会议，选举另一位共和国总统。

“这之后，”他结尾说，“我就离开哥伦比亚，再也不回来了。”

话虽这么说，后来还是进行了调查，严厉审讯了责任者，在大广场枪决了十四个人。原定一月二日召集的制宪议会推迟了十六个月才举行会议，谁也不提辞职之事。但当时的国外来访者、偶尔一起聚会的人和过路的朋友都听他说“我要到人们要我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