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丽新世界 严肃新问题（第4/12页）

美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挑战，2016年12月白宫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为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提出了战略性建议，比如：

要为教育培训投入巨资，教育和培训美国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指导，以引导他们进行工作上的转换，同时赋予工人权利，确保广泛共享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

建议很美好，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即便在医改计划执行上也举步维艰，能否有效应对智能革命，还有待观望。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图灵奖得主John Hopcroft（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2017年初预测，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兴起，未来美国劳动力规模可能需要缩减50%。

中国能为改善不平等做些什么？数字时代，能否在技术手段的帮助下缩小鸿沟？我们在此仅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大脑应该被投入职业培训中，让机器辅助普通工作者学会与人工智能打交道，学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寻找工作价值。

政府当然应该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但关键还在于对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高新产业未能反哺制造业，而是与华尔街资本结合，在全球寻找利润，加深了美国内部的数字鸿沟。中国制造业发达，如果加以指引、支持，求得总体主动的脱胎换骨，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平衡生态。

已故著名匈牙利裔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把一切数字化、理性化，并挤压“人性”，尤其是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非让市场嵌入社会，所到之处，把一切社会性关系驱赶出去。比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实质是为了生产羊毛商品而驱逐农民，从而毁灭乡村社会秩序。这一切引发了人道灾难，也导致了一个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包括对福利的争取、对劳动保护法的追求等。经过几百年的动荡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达到了生产与福利的基本平衡。

温故知新，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借鉴。今天，我们观察到这样的平衡再次遭到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中国，从马丁·雅克这样的战略学者，到凯文·艾什顿这样的技术专家，都对中国的发展报有极大希望。中国高效的政府和民间追求发展与公平的强大传统都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坚持认为“有为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保障。面对智能革命，“有为政府”需要把握好轻重缓急，重点领域的竞争与升级不能放缓，但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需要做好平衡，把转型期的社会波动降到最低。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期间，中国政府结合社会力量，兴办了比较成熟的再就业培训体系。今天需要升级这个体系，引导普通劳动者熟悉智能技术并能学以致用。发挥社区街道作用，为居民提供智能生活讲座。甚至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就为学生提供学习智能技术的机会。

大公司在技术发展中也要有社会担当。技术人员需要多思考社会责任，努力把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社会发展，而不是把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尝试，比如用语音、视觉等方面的智能技术帮助落后地区群众阅读、帮助残障人士生活、为劳动力培训设计产品等。在这些方面，技术人才还需要多想一想，比如面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的在线教育平台能否尝试为普通劳动力提供培训？这一切都需要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合作。

工具理性之问

在技术进步面前，人们没有选择，只有奋力前行。因为技术不是外来者，正来自人类生产创造本身，和人类的存在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