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 36（第4/4页）

美洲危机的狂风已经在使欧洲“纸牌搭起的房子”颤动起来。不动产银行垮了，而且，由于这桩交易不是有限责任（我当时还不懂“有限责任”是什么意思），我在其中失去的比投放的本金还要多。按隐喻法来说，旅馆也倒了，抵押款只是附带抵押，据说是收不回来的。我做了我两年前本该做的事，求助于一位法国老法律工作者——他以前曾在其他事情上让米歇尔摆脱了困境，在他的一位比利时同行的帮助下，他差不多收回了投给负债累累的旅馆老板贷款的一半。我决定用这笔被一点点蚕食掉的款子让自己过上十多年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然后再看怎么办。我没有发觉我这样做是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重蹈我的两个舅舅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覆辙，我自鸣得意的这个决定带着些微的一点安全系数让我安度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靠着投放在比利时并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资金收益过活，本可以多多少少地独立于我没有任何牵挂的一个家庭，独立于我出生之地和我母亲的出生之地，而这片国土至少表面上来看，对我是陌生的。这次投资暴跌了四分之三，这使我回复到了我自己的原样。

但是，即便我还算容易地接受了这一损失——并非因为宽宏大度而是因为没有经验，米歇尔-约瑟夫向我宣布这件事的方式也让我很恼火。他总喜欢用明信片开些无礼的玩笑：在一幅布鲁塞尔大广场的画的背面，他简单地告诉我说我母亲给我的遗产全都化为乌有了，按他的说法，我只能去大街上卖苹果了。（确实，比这更糟糕的行当还有的是。）我没体会出这个玩笑的内涵，那是受华尔街大混乱传言的启发编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华尔街的混乱情况，可我没有看报，我觉得那语气不应该是出自一个主动要管理这些如此容易就失去了的财产的人之口。我收到明信片后没有回复，也没再见米歇尔-约瑟夫，我们之间断绝了一切联络，除了那封宣布纹章消息的信，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这次小灾难之前不久，我同他见过一面，但我并不知道那是最后的一面。那是我去布鲁塞尔看望我继母的同时，不知去他家里签一份什么文件。他提着我的手提箱送我去南站，我要回巴黎，然后去维也纳。那是个炎热的、暴雨倾盆的潮湿夏夜。布鲁塞尔的街巷像往常一样始终是个建筑工地，人们在那儿又拆又盖或改建着什么。车子老陷进泥泞之中或遇上路障，所以晚点了，等我们到了火车站时，我要乘的那趟火车早就没影儿了，下一班要等一个小时。我俩并肩坐着，等着雨下小一点儿再钻出汽车。关在那个被大雨浇着的金属和玻璃盒里，我俩几乎像是两个陌生人在酒吧里似的交谈着。他很羡慕我的自由，可他是过于夸大了我的自由；生活很快使人又建立起一些联系，取代了大家原以为摆脱了的那些联系的位置；不管我们做什么或是去哪里，我们周围都竖起了一道道的墙，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精心竖起的，起先还算是个避风港，不久就成了监狱了。不过在当时，对于我来说，这些事实也并不很清楚。这个早就想与自己的父亲不同的人一直感到他已一下子把自己最宝贵的储备耗尽了：“你说怎么办？我想给自己找点朋友，我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掐死吧。”我们一致认为这么铤而走险的投资方法只适合穆拉德苏丹去干，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在米歇尔-约瑟夫身上有着一些与我并没有多大不同的自由本能，正如他对谱系的兴趣与我对历史的兴趣取得平衡一样，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眉牙弓的形状和眼睛的颜色方面相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