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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汾走后我本该松口气。不过我毫无感觉。无论迎来，或是送往，无论一人独处，还是有人做伴，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都丝毫无法减轻。我看着阿桂和素莉用力把米袋抬到云云背上，云云被压得身子一沉，费劲地走向厨房。我这是怎么了？我认不得自己，也不知如何恢复正常。万一我永远走不出来了呢？我踉跄地走回房中，穿过厨房。万一我真的精神失常了呢？

我匆匆穿过阴暗的走廊，经过妈祖像，爬楼梯回到我的房间。要是聿明能回来多好。那样的话，一切都会有转机。我打开房间门。我的房间。有一些事实，我的理智在抗拒，但内心深处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小心说了出来？

我拉开书桌抽屉，把聿明的信扔在床上。它们是他活着的证据。1942年2月、1939年6月，1940年1月、1941年9月、1938年12月、1942年10月。是这封，他最近的一封来信，就是他还活着的证据。他不但活着，信里还说要回来——或者至少有所暗示。他有没有说过？我的目光在信纸上扫视着，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他在信中不是保证过，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吗？不，不是，不是这封。他说很快会离开重庆回这里。他的字里行间读不出别的东西。他总是把每个段落编号，好像在给上级写报告。哪里还有什么情意？

我把信扔到一旁。一个真心爱惜妻子的男人，是不会给信件段落编号的。一句话落入我的眼帘，我重新拾起信。“我很痛心，没尽到为人子对母亲的孝道。”他写道，“我永远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让我母亲风光体面地下葬。”这些话，像是出自一本儒家行为操守的训示录。

我慢慢用手抓起信纸，把柔软的航空信纸在手心中揉成一团。我不配得到他的爱。我爬上床，双膝碾过他的信件。是我让他们离开了人世的。我把枕头蒙在头上，不让自己继续往下想。

在8、9、10月那些闷热的日子里，我的宽心良方就是昏睡不起。只要闭上双眼，就能遁入一个变化多端却又平淡无奇的世界中，在那里，黑暗主宰一切，时间失去意义。但到了11月，睡眠开始与我作对。怎么样才能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究竟是双眼紧紧地闭起来，还是任凭脑中飞过各种画面，我搞不清楚。有些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眠，甚至不能待在床上。我楼上楼下地跑，进厨房，走到门廊，我自始至终都紧咬双唇，压抑着那些竭力要脱口而出的不雅声音。

一天早上，我梦到阿豆坐在一条狭窄的丛林小道上。我随军向缅甸行进，他跟另一个妇女坐在小道边。他没认出我，指挥官大声命令我继续前进。我正想把阿豆头上的一条毒蛇射死，阿州走进我的房间。他的咳嗽声让我的梦境退去。

“走开。”我说。

“可，妈妈……”

“我都说了，走开。你想要什么？”

“没什么，妈妈。”

阿州在说谎。他们都想向我索取，可我无法给予。他们难道不懂吗？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假如我生于宋、明、清那些朝代，人们就能理解我的丧子之痛。那时候，丧子的女人可以跳井或是自刎。我用被子蒙上头，心跳在耳中捶响，胸口周遭的疼痛加剧。也许，我要死了。也许，这是我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中解脱的唯一方法。

我在床上从一头滚到另一头。被单像蛇一样地裹缠在身上——发臭、潮湿，如同爬虫的手臂，即使我摔到地上，也紧紧粘在身上。

“妈妈。”

“又是你。”我松开腿上的被单，站起身。

“我饿了，妈妈。”

我拉直睡袍，突然间完全清醒过来，“嗯，我也饿了。”

阿州嗒嗒地从房间那头跑过来，径直站在我面前，“我们自己做早饭吧。求你了。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