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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奶……韩太……快……”素莉在楼梯上叫我们,话音在爆炸声中断断续续。

“你去吧。”婆婆说道,“我要穿好袍子。”

“我喊得嗓子都哑了。”母亲一看到我就说。她坐在床上,阿梅在一旁,奶妈俯身靠在床上拉住阿梅的小手。“你婆婆人在哪里?”

“过来了。”

“素莉,去接她。”

母亲房中的百叶窗关着,但炮声依然清晰可闻。我抬头看到婆婆迟疑地站在门口。

“快请,韩太太。别拘礼了。”她挥挥手道,“请进来吧。”

又一枚炮弹炸开,响声更大。我忙一缩头,再抬头时看到阿梅一头躲进母亲怀里。

“日本人还没打到这里。”母亲说,“现在决定还为时不晚。”

我把窗户开了条缝。“什么?”我转过来,冲她直皱眉。“假如您说的是逃难,这事去年夏天北平沦陷后我们不就商量过了。”连聿明也赞同我们留下。鼓浪屿上住着这么多欧美人,日本人要打进来的话就太猖狂了。

“当时你丈夫还在家,日本人也还没打到家门口,说话当然轻松。现在安排一下,去香港或马尼拉避难,还不算太晚。”

“现在?炸弹临头的节骨眼?”

“不趁乱逃,还等什么时候?”母亲房里的闹钟敲了半点钟。现在是4点30分,离日出还有两个钟头。一旦做出选择,我们就得抛下一切,赶紧收拾细软找船上路。我在凌乱的桌子和架子之间踱步,有那么一瞬间,我能想象那种轻松……要是能放下我所在意的一切亲情家事和种种牵绊,结果会怎样?

“您跟我们一起走吗?”我马上觉察了母亲的答案。对她而言,即便我们能找轿子送她上船,一路也将千辛万苦。然而更重要的是,旅途再艰难,也难不过说服她离开家门。

“我不走,孩子。”她回答。

“那我们也不能走。”

夯、夯、夯。去年10月,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它比零式战斗机声音更低沉。是轰炸机。阿梅从外婆床上滑下,向我跑来。

“我年纪大,又富态。”母亲在噪声中提高嗓门说道,“我这小脚不中用啊。你要保全下一代的。”

我抱起阿梅,“不行。我不能丢下您。”

“阿桂留下来服侍我。”她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去吧,我要穿衣服。”

母亲神情忐忑不安。我猜她是想要抽烟。婆婆和素莉转身离开,阿桂留了下来,只有她无须假装对母亲抽烟一无所知。

我们几个人去厨房喝茶,仿佛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我跌坐在椅中,示意着请婆婆坐下。“您怎么看?”我问她,“该走,还是留?”

婆婆没有正视我,眼神在空中某处游离。“马尼拉热得很。”最后她说道,“不过,在那儿过日子,不见得很不舒坦。”

不舒坦?她这样看我么,我是个讲究舒坦的女人吗?我也爱国。为了国家和亲人,再苦再难我也经受得住。“那聿明怎么办?”我质疑着。我的丈夫。她的儿子。“去了那里,他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就算我们留在这里,”她说,“他要穿过敌军封锁线,谈何容易,要是厦门被日本人占领就更难了。”

“那倒不至于。”从我跳下床开始,我的大脑就一直飞速旋转,试图理清所有头绪。我低头伏在桌上,思索着。

“哎呀!”我一下子弹起身,撞翻了凳子,这才发现身旁是素莉而已,她正要把茶壶放在桌上。

“我只是说吕宋岛天气炎热。”婆婆继续道,“因为我在那儿住过,你没有。当然那会儿不一样,我公公和丈夫还健在。”她的指尖抚过面颊,仿佛在回忆着,她作为中国大使夫人逗留在马尼拉的那段短暂幸福时光。

“那您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