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壳色的帽子（第2/4页）

有两位陌生人把我扶起来，用小车把我推回家。这时候，我开始担心自己冻坏了。我蹒跚地走向客厅，没脱套鞋和外衣就倒在了沙发上。米拉老远就嗅出灾祸——她来了，还带来了从某个家庭聚会上剩下的半打杯形蛋糕。她为我灌了一个热水袋，递给我一杯热茶，然后叫来了医生。他们俩都大惊小怪，给我提了一大堆建议，还虚张声势地数落我一通。他们这么做，自己感到十分满意。

现在我安顿下来，并开始生自己的气。或者说，不是气自己，而是气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身体是个自大狂，它吵吵嚷嚷表达自己的需要，用蒙骗的手段把它肮脏和危险的欲望强加给我们，而它最后的一招就是自己消失。正当你需要它的时候，正当你能够用胳膊和腿的时候，它偏偏有别的事情要做。它畏缩不前，它垮下来；它像雪一样化去，留不下多少痕迹。两块煤、一个旧帽子，还有用鹅卵石嵌出来的笑脸——这就可以造就一个雪人。不过，它的骨头是由干柴做成的，容易折断。

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膝盖无力、关节炎、静脉曲张、虚弱、不体面——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我们从来没想要过，也从来没承认过。在我们内心，我们还保持着完美的形象——还处在最佳年龄和最佳状态：永远不会尴尬地一只脚踏出汽车，另一只脚还留在车内；也不会剔牙，或耷拉着脑袋，或碰破鼻子或屁股。如果我们光着身子斜倚着，还能朦胧地看到自己身体的优美曲线，就像那些电影明星摆的姿势一样。他们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但青春会像神话一样稍纵即逝。

劳拉小时候常常问道：如果在天上，那我现在是几岁？

劳拉站在阿维隆庄园门前的台阶上等我们，左右是两个空空的石瓮——里面已经不种花了。尽管她已经长高了，看上去还很小，也很娇弱和孤单。那样子又像一个贫寒的农家女孩。她身穿一条淡蓝色的便裙，上面印着褪色的紫色蝴蝶——三年前的夏天还是我的衣服。她脚上没穿鞋。（这是否是一种新的肉体苦行？还是她的怪癖？还是她忘了穿？）她的头发梳成了一条辫子，从肩头垂下来，就像我们家莲花池中的仙女石像。

天知道她在那儿等了多久。我们无法告诉她准确的到达时间，因为我们要坐汽车回来；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才可能坐汽车：路不会被洪水淹没，车轴不会陷在泥里，有的路段还已经铺好了。

我说我们，因为理查德是和我一起来的。他说，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件事。他十分担心。

他自己开着那辆蓝色的双门小客车——他的最新玩具。汽车后部的行李厢里有两个为了过夜的小衣箱：他的箱子是紫绛红的，而我的则是柠檬黄的。我穿了一身蛋壳色的亚麻套裙——无疑有些轻浮，但这是从巴黎带回来的，我非常喜欢。我也知道，下车以后我套裙的后背会变得皱巴巴的。我的鞋也是挺括的亚麻料，脚趾部分若隐若现。衣着相配的一顶蛋壳色的帽子放在我的膝头上，如同一个礼盒。

理查德开起车来十分紧张。他不喜欢别人和他讲话——他说，那样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整个旅途中我们可以说是沉默寡言。本该路上开四个小时，如今不足两小时就到了。晴空万里，蓝天明亮而深邃；烈日火辣辣地照在我们身上。沥青路面腾起一阵阵的热浪。为了避开灼人的阳光，小城镇家家都关闭门窗，拉上了窗帘。我还记得他们那些晒焦的草坪和白柱子的门廊。还有那些孤独的加油站；它们的加油泵仿佛圆柱形的独臂机器人，它们的玻璃顶就像无檐的圆顶礼帽。公墓看起来也好像不再葬人。我们不时会路过一个湖泊，湖水会泛出一股死鱼味，还有水草晒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