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欧洲的明信片（第3/6页）

有时我会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到该回家的时候回去。有时候，会有一个男人过来坐在我身边，试图跟我搭话，然后我就会离开。

我为穿衣服翻花样费了不少时间。一会儿是束皮带的，一会儿又是带搭扣的；一会儿斜戴帽子，一会儿又穿棱线袜。我总是担心衣着合不合时宜。没有人帮我扣领口，也没有人告诉我从背后看我的样子如何，衬衫下摆是否全塞进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劳拉在帮我，而如今她们已不在我身边。我很想念她们，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还需修指甲、泡脚、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肤有必要保持光洁柔顺。我要像团湿泥，别人摸上去的感觉该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让新婚夫妇进一步相互了解。然而，一天天过去，我感到对理查德的了解却越来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一种自我隐蔽？其目的是让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镜子，我都发觉自己增加了一点色彩。

离开伦敦后，我们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过海峡，然后再乘火车。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伦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面包圈、草莓酱、加热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总是很丰盛；理查德对此十分讲究，对葡萄酒特别挑剔。他一再说，这不是在多伦多。对我来说，这个事实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尔铁塔；由于我不喜欢登高，所以没有上去。我还参观了先贤祠和拿破仑墓。我没去巴黎圣母院，因为理查德不喜欢教堂，至少不喜欢天主教堂。他认为教堂会让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里面的香气会令人变得迟钝。

法国旅馆装有洗屁股用的坐浴盆。有一次，理查德发现我在里面洗脚，于是带着一丝诡笑向我解释它的用途。我想，法国人懂得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他们懂得人体的需要，至少承认人体的需要。

我们住在“老巴黎”饭店。后来饭店在二战中成了纳粹的总部，可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早上，我会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因为我害怕去别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走远看不见饭店的话，肯定是回不来的。此时，我才明白厄斯金先生教我的法语几乎没有用处：风花雪月之类的内容不能为我带来更多的方便。

一个海象脸的老侍者为我服务。他驾轻就熟地把咖啡和热奶从两个壶中倒出来，把壶举得高高的。他的这种表演让我着迷，仿佛他是一个在孩子面前变戏法的魔术师。有一天，他用他懂的那点英语问我：“你为什么忧伤？”

“我没有忧伤。”我一面说，一面哭起来。陌生人的同情真让人受不了。

“你不该忧伤，”他用那双苍老、忧郁的海象眼看着我说道，“一定是为了爱情。不过，你又年轻又漂亮，今后有的是时间忧伤。”法国人是鉴赏忧伤的行家，了解各种各样的忧伤。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安装坐浴盆。“爱情是祸水，”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但没有爱情更糟糕。”

他对我的安慰第二天有点打折，因为他对我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也许是我的法语不够好，难以判断。毕竟他还不算太老，大约有四十五岁的样子。我本该接受他的要求。不过，他关于忧伤的看法错了。其实年轻的时候忧伤比年老的时候要好得多。一个忧伤的漂亮姑娘比一个忧伤的干瘪老太更容易博得同情。不过，这件事倒也无所谓。

后来，我们又去了罗马。我对罗马似乎还比较熟悉——至少很久以前厄斯金先生给我们上拉丁文课时介绍过。我参观了古罗马广场，或者说它的遗址。我还参观了亚壁古道，以及古罗马圆形剧场；那剧场看上去像一块被老鼠啃过的奶酪。还有各种各样的桥；各种各样破旧的天使塑像，表情严峻而忧郁。我发现流经罗马的台伯河水黄得就像患了黄疸病。我还参观了圣彼得教堂，不过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这个教堂大极了。我以为，我该看见身穿黑色军装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队行进在大街上，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他们是否那样做了？反正我没亲眼看见。这种事是看不见的，除非恰巧碰到你自己的头上。否则，只有在新闻片中才能看见，或者从事隔很久以后拍摄的电影中才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