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其人与《红与黑》（第6/8页）

只有两家巴黎的报纸对司汤达去世的消息做了报道，看起来，他很快就要被公众彻底遗忘。在他生前的两个老朋友的努力下，一家大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若非如此，司汤达可能就真被人遗忘了。然而，尽管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圣·伯甫专门为司汤达写了两篇评论，公众仍然对他保持冷淡。等他的作品受到广泛阅读，是下一代人的时候了。司汤达从未怀疑自己的作品不会流芳百世，但按照他的预计，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它们才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遭受同时代人忽视的作家都会这样自我安慰，说后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遗憾的是，这种事极为罕见。后人实在粗心大意，也实在过于忙碌，他们只会着眼于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作品，无暇关心过去被埋没的文学。因此，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在死后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司汤达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归功于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他的很多情形已不可考，人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大加赞赏司汤达的作品。更为幸运的是，学生中间有一些日后出了名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在教授的推荐下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在发现作品中有许多和自己这一代年轻人不谋而合的想法后，他们很快成为司汤达的狂热追随者。希普里特·泰纳是这些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写过一篇盛赞司汤达的文章，称司汤达为从古至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撰写大量评论、研究司汤达的文章，直到今天，他已被普遍认为是19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司汤达凭借《论爱》和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出名，其中《巴玛修道院》可读性应该更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里面对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描写称得上脍炙人口。但是，小说《红与黑》更加激动人心，更具独创性，也更加深刻。正是由于《红与黑》，左拉称司汤达为自然主义之父，布尔热和安德烈·纪德则（不正确地）称其为心理小说的创始人。这的确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

相比关注他人，司汤达显然对自己更感兴趣，他的小说常常将自己作为主人公。《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司汤达一直想成为却又无法成为的那种男人。在他笔下，于连是那种极令女性着迷的男人，她们一见到他就神魂颠倒，这正是司汤达自己从来不曾有过却一直想拥有的魅力。在生活中，他设计的那些方案无一不宣告失败，在小说中，他却让于连一次又一次赢得女人的爱情。他把于连塑造成一个口若悬河的健谈者，可他很聪明地只是赋予于连这样一种能力，却从不具体写到他谈论的内容。他把自己的好记性、勇气、羞怯、自卑、野心、敏感、心计、多疑、虚荣、易被冒犯等性格特点，以及肆行无忌和不知感恩的行为特征，通通给了于连。我想，从来没有哪个作家会像司汤达这样，把自己的全部性格赋予笔下人物的同时，又描绘出这样一幅可鄙、可恶、可憎的人物肖像。

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滑铁卢战役（其实他并未参战），司汤达的小说中好像从未写到他为拿破仑效劳时的生活经验。人们原以为司汤达完全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主题来，因为他毕竟是那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们不难记起，最初司汤达想写剧本时，习惯从自己看过的戏剧中寻找题材，他从来都没有虚构故事的天赋。包括《红与黑》的故事原型，也是他从曾经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的相关报道中提取的。我一般不会在评论小说时谈及小说的故事来源，但关于《红与黑》，我觉得有必要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司汤达借用了这样一个案件：神学院学生安东尼·伯尔岱在一个叫M.米舒的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后来又到一个叫M.德·高尔东的人家里做牧师。在第一户人家中，他企图或者说确实勾引了米舒太太，到了第二户人家，他又勾引了高尔东的女儿。正因如此，他被主人辞退。此时的他声名狼藉，想回到神学院去，却没有神学院愿意接受他。在走投无路之时，他把怨恨发泄在米舒一家人身上。他在教堂枪杀了做礼拜的米舒太太，随后自杀，自杀未遂后又受到审判。尽管在法庭上，他为了给自己开脱，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不幸的米舒太太身上，但最后，他还是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