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我得到一本书，书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此书是一个名叫瓦莱[1]的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的，参照的是修士J.马比荣[2]的版本（巴黎苏尔斯修道院出版社，一八四二年）。书中附注的历史资料甚少，不过声称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这手稿则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发现的，这对于圣本笃会的历史研究卓有贡献。这一学术上的trouvaille[3]（按时间顺序这是我的第三个发现）令我喜出望外。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等待我的一位密友。六天后，苏联军队侵入那座不幸的城市。我好不容易抵达奥地利的边境城市林茨，从那里前往维也纳，跟我所等待的人会合，并与他一起沿多瑙河溯流而上。

我读着梅尔克的阿德索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如临其境，着迷而兴奋；我沉醉其中，几乎是一气呵成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用了好几本约索夫·吉尔贝Papeterie[4]出品的大开本笔记本，那种笔记本用柔软的鹅毛笔书写特别惬意。就这样，在翻译此书期间，我们来到梅尔克附近。那座数个世纪几经修缮的异常漂亮的斯蒂夫特修道院仍屹立在一处河湾的山冈上。也许读者已经猜到了，在修道院的藏书馆里，我没有找到阿德索手稿的任何踪迹。

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夜晚。在抵达萨尔茨堡之前，在蒙德湖畔的一个小旅馆里，与我结伴同行的人突然消失不见，并带走了瓦莱的那个译本。我与那人搭伴的旅行也就此中断。我并非觉得他有恶意，而 是不明白他结束我们关系的方式为什么那么蹊跷和abrupto[5]。这样，我就仅剩下自己亲手翻译的笔记本译稿，以及一颗无比惆怅的心。

几个月后，在巴黎，我决心把考证该书的研究进行到底。幸而，从法译本摘下来的不多的信息中，有关故事出处的参考资料及书目倒特别详细而准确：

Vetera analecta[6]，或称《古代著作和各类小册子汇编》，包括诗歌、书信、公文、碑文等；另外，有让·马比荣的一些旅德笔记，以及一些批注和学术论文（马比荣是圣本笃会和圣毛罗修士会的司祭和修士）；还有介绍马比荣修士生平的书和某些小册子的新版本，其中有关于献给杰出的红衣主教博纳的圣餐使用的未发酵和发酵面包的论述。此外，还有西班牙主教埃尔德丰索有关同样论题的手册，以及罗马的埃乌塞比奥写给法国泰奥菲洛关于对不知名圣人的崇拜的书信（经国王特许，于一七二一年由巴黎雷维斯科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位于米歇尔大桥附近）。

我很快就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找到了《古书集锦》。不过，令我十分惊诧的是，我找到的这个版本有两处细节与资料记载不符：首先是出版社不符，应该是蒙塔朗出版社，ad Ripam P.P. Augustinianorum （prope Pontem S.Michaelis）[7]；其次是日期不符，晚了两年。毋庸赘言，这些轶事显然丝毫没有涉及阿德索、或者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相反，谁都可以验证，这只不过是一部中篇和短篇故事集，其中有数百页是瓦莱神父翻译的。我求教了几位研究中世纪的著名学者，如尊贵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艾蒂安·吉尔松[8]。显然，我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里见到的《古书集锦》是个孤本。在屹立于帕西近郊的苏尔斯修道院的一次短暂逗留，以及与朋友阿尼·莱尼斯特修士的一番谈话，使我深信从来没有什么瓦莱神父用修道院的印刷机（再说当时并不存在）印行过什么书籍。看来，法国学者在提供参考资料的时候是疏忽大意了。不过，这件个案也太超乎常理，着实令人悲观，我开始怀疑所获得的书是一本假托之作。如今，瓦莱的译本是难以寻觅了（因为某种原因，至少我是不敢去找那个把我的书拿走的人，把书再要回来）。剩下的只有我的笔记，如今对那些笔记我也要打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