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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照片放在马夹的口袋里，手指碰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我掏了出来，上面写着：“文森特·拉加迪医生，海湾城怀俄明大街965号。”那是同我在电话上通话的文斯，就是莱斯特·B·克劳森可能试图联系的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察正沿着停车线踱步，用黄色粉笔画出轮胎位置。他告诉我怀俄明大街在哪儿，于是我开车过去。这是一条贯穿全城的街道，远离商业区，与两条以数字为名称的街道平行。965号是一栋灰白色的木板房，位于街角。大门上一块铜牌上写着：文森特·拉加迪，医学博士，营业时间：上午十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半至四点。

这栋房子显得安静而气派。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倔强的小男孩正走上台阶。她看了眼门牌，又望了眼别在翻领上的怀表，嘴里犹豫不决地默念着。小男孩谨慎地四下环顾，接着在她的脚踝上踢了一下。她缩了一下，但声音仍然很有耐心：“乖，约翰尼，你可不能踢费恩阿姨，”她的语气很柔和。

她打开门，拽着这只小猴子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地时代的房子，柱廊上有顶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上安装了探照灯反射镜。门前的过道两旁盛开着娇艳的玫瑰。柱廊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黑底银字的牌子：花环安乐屋。我纳闷，从前窗望出去看见对面的殡仪馆时，拉加迪医生到底作何感想。也许这使他行医更谨慎。

我拐过十字路，开车返回了洛杉矶，上楼到办公室查看我的信件，同时将我从海湾城照相馆得来的战利品锁进了坑坑洼洼的绿色保险箱——除了一张照片。我坐在桌子前，透过放大镜仔细研究着照片。照片经过放大，加上放大镜，细节部分倒还清楚。坐在梅维斯·韦尔德身边那个又黑又瘦、面无表情的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晚报：《新闻纪事报》。我能看清上面的新闻标题：“轻重量级拳击选手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午报或晚些时候的体育版才会使用这样一个标题。我将电话拉向自己，手刚挨着电话听筒，铃声便响了起来。

“马洛吗？我是城里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上午有什么消息吗？”

“除非你的电传打字机出故障了。我已经看过一份海湾城的报纸了。”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他随口说道，“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家伙干的吧，是吗？同样的首字母、同样的描述、同样的作案手法，而且时间似乎也对得上。我真他妈希望这不是意味着桑尼·莫·斯坦那帮人又重操旧业了。”

“如果是他们，他们可换了门技术，”我说。“我昨天翻阅了他们的资料。斯坦那帮人过去都是把受害者捅得满身窟窿。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处刺伤。”

“他们可能有长进了，”弗伦奇有些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打电话来是因为弗莱克。昨天下午起见过他的影子吗？”

“没有。”

“他溜了，没去上班。旅馆打电话给他的女房东，对方说他昨晚就打包走人了。不知去向何方了。”

“我没见过他，也没他的消息，”我说。

“我们那具尸体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不觉得蹊跷吗？”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说过原因。”

“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我自己也不信了。弗莱克要么是吓破了胆，要么就是得了一笔钱。或者是他看见了什么不能说的事，有人花钱堵住了他的嘴，否则就是他动了客人的钱包，留下十四块钱放着好看。”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两种情况同时成立。不管是谁，如此彻底地搜查房间，绝不是为了钱财。”

“为什么不是？”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求助时，我曾向他建议过旅馆的保险箱。可他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