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8（第2/3页）

但其实到了会后表决的时候，本、瓦尔、米拉，还有其他大多数人，都投票给了安东的提案。

会议结束之后，米拉走到本的身边，自嘲地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笑容可掬地，专注地凝视着她，真正像人与人之间交流那样凝视着她。“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他笑着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现实中安东总是对的。再说，”他扮了个鬼脸，“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无论安东怎么批评理想主义，他最后还得依靠它。”

“理想主义者似乎总处于劣势。你觉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吗？”

“当然是可能的，毛泽东就是。”

“一代人一种特征呢？”

“不太可能。”

这时，在屋子另一头一群人中的布拉德叫本过去。那群人都是男的，正在活跃地讨论着什么。本于是跟米拉告辞，加入了他们，他边走边对米拉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米拉和瓦尔离开了。大家基本都走了，只留下里面的那圈人和几个打扫的女人。

“我真讨厌那个叫安东的。”米拉说。

“是啊，你可不会乐意见到这样的人统治世界。”

“谁来统治世界我都不乐意，不过，我宁愿像本那样的人或其他实心眼的理想主义者来统治世界。”

“我不那么认为。像本那样实心眼的理想主义者总是会被精明的法西斯主义者击败。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出这样不愉快的选择。我觉得我们一直活在道德的矛盾分裂中：在家庭中，在城市里，在国家中，我们都有一定的行为方式，但一涉及政治问题，我们的行为就与平常判若两人。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在家里被他用来对付世界的手段对待，他会崩溃的。这种道德分裂症全都是因为男女的分裂。男人让女人表现得仁慈得体，以便他们白天在外面为非作歹，晚上却能安然入睡。安东的确很聪明，如果他还能表现出一点点仁慈，如果他是女的，那……”

“不可能！”

“对了！正是社会规则使他不可能如此。”

“瓦尔，这么说就有点儿过分了。也有冷酷的女人，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男人是仁慈的。有这种可能。”

“当然。问题是我们在分析男女的性别模式。我敢打赌，如果你遇到一个仁慈的男人，他十有八九是同性恋者。”

“瓦尔！”

“想想看，假如列宁是女人。”

米拉禁不住咯咯笑起来，她们一路想象着一些不可能的事，一路欢声笑语地走回家——约翰·韦恩是女的，亨利·基辛格穿着裙子，加里·库珀和杰克·帕兰切是女的。走到门口时，米拉依依不舍，她问：“你认识这个叫本的男人吗？进来喝一杯，给我讲讲他的事吧。”

“好啊。我明天没课。如果尼克松是个女人会怎样？还有乔·纳马思[56]？”

她们一路傻笑着爬上楼梯，瓦尔将手臂搭在米拉的手臂上：“啊，做女人真好，可以享受这么多乐趣。”

“如果只有一辈子可活，”米拉唱道，“就像女人一样去活吧！”

进屋后，米拉倒上酒，急切地说：“给我讲讲，讲讲！”

一年前，本·福勒参加过几次会议，可后来他又申请到了研究经费，去了非洲利阿努，他在那里做了几年的研究。他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比大多数研究生的年龄都大，可能三十出头。他结过婚，但他的妻子无法忍受非洲的生活，于是他们离婚了。他这学期才刚回来，一边主持一门关于非洲的研讨课，一边写博士学位论文。他被认为是国内关于利阿努问题的专家。他说，在利阿努，白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非洲黑人是时候站起来了。

米拉不停地发问。那他的妻子呢，是个什么样的人？离婚后她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孩子吗？他打算做什么，教书吗？他是真的有学识，还是只有专家的虚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