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在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备案笔录上，有这么几栏：日期—身份—事件摘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多拉·布吕代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奥尔纳诺大街41号。听证会当事人：埃尔内斯特·布吕代，42岁，父亲。

在空白的地方还有一串数字：7029 21/12，我不知道它们所指为何。

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位于朗贝尔路12号，就在蒙马特尔高地后面，警长名叫西里。不过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也可能去了市政厅左边的警局，蒙塞尼路74号，也归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管：这个警局离他家更近。那里的警长叫高尔内克。

多拉已经离家出走十三天了，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一直等了这么多天才去警察局报女儿失踪。可以想见这漫长的十三天里，他的不安和犹豫。一九四〇年十月犹太人人口普查时，他没有申报多拉，也是在同一个警察局，警察很可能会发现这一点。一心想把女儿找回来，结果他让她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听证会的笔录在警察局的档案里没有。或许在警察局，这类资料过了一段时间就被毁掉了。战后几年，警察局的另外一些档案也被毁掉了，比如一九四二年六月特别造册的户籍簿，一周时间，所有被归为“犹太人”那一类的人，只要满六岁，每人就会收到三颗黄星。这些户籍簿上盖着“犹太人”的印章，有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还有一栏是供他们领完黄星后签名用的。在巴黎和郊区的警察局，总共有设了五十几个登记点。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怎么回答警察提出的关于他女儿和他自己的问题的。或许碰上警察局里一个混日子的职员，他觉得这无非只是一桩稀松平常的案子，和战前一样，他对待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他女儿的态度和对待普通法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当然，这个人是“前奥地利人”，住在旅馆里，没有正当职业。但他女儿出生在巴黎，她有法国国籍。一名少女离家出走。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这种事情越来越常发生。这个警察有没有建议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在《法兰西晚报》上登一则寻人启事，既然多拉已经失踪两星期了？还是报社的一个职员，负责跑“社会杂闻”和警察局的消息，在当天发生的种种意外中正好看到这起失踪报告，于是写到了“从昨天到今天”的栏目里。

我对自己一九六〇年一月的离家出走印象非常深刻——难得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是一种一下子切断一切联系的轻飘飘的醉意：把别人强加给你的纪律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寄宿学校、老师、同学。从此以后，你和这些人都毫不相干；跟不爱你、根本指望不上给你任何帮助的父母也一刀两断；一种强烈的反抗和孤独的感觉，让你忘了呼吸，处于失重状态。或许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感觉自己真正在做自己，在走自己的路。

这种陶醉的感受并不能持续很久。它毫无未来可言。你很快就会栽跟头。

离家出走——据说——是一种呼救，有时候是一种自戕的方式。不管怎么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你会体验到一种永恒的感觉。你不仅和世界切断了联系，而且跟时间也割裂了。在上午快结束的时候，天空蓝得轻盈，你也一样，感受不到任何一点压力。杜伊勒里花园钟上的指针永远静止了。一只蚂蚁在没完没了地穿过太阳黑子。

我想到多拉·布吕代。我对自己说，她的离家出走并不像二十年后我的离家出走那么简单，我不过是回归到一个庸常的世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这座城市，它的宵禁，它的士兵，它的警察，所有这一切对她而言都是敌对的，都想要她毁灭。十六岁，整个世界都在跟她作对，虽然她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