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裙子，1946年（第2/7页）

在学校，我一分钟也没有舒畅过。我不了解朗妮的想法，每到考试前，她就手脚冰冷，心跳加速，但我所有时间几乎都在绝望。当我在课堂上提问，不管是什么样的小问题，我的声音不是短促尖利，就是嘶哑颤抖。我被迫走到黑板前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裙子上有血迹，即使在一个月时间内都不可能真有血迹。一用黑板圆规，我的手就出汗打滑。玩排球的时候，我没法打球；要到别人面前做个什么动作时，我的本能就是不去。我讨厌商务课，因为必须要用一根笔直的笔在纸上画线，画成账簿，老师从我的背后看见的都是脆弱的线条东摇西摆地挤在了一起。我讨厌科学课，我们一个个坐在长凳上，坐在刺眼的灯光下，身后是堆放了陌生的、易碎的仪器的桌子，这课是校长教，他声音冷淡，带着自我欣赏的腔调—他每天早上都要朗诵经文，将羞辱强加于人是他的天赋异禀。我讨厌英语课，因为男生都在教室后头赌博，而那位矮矮胖胖、轻声细语的年轻女老师，在前头微闭双眼朗读华兹华斯的诗歌。她威胁他们，恳求他们，脸都红了，声音简直和我的差不多。他们语带讽刺地道歉，只要她再开始朗读，就摆出痴迷的姿态，一脸狂喜，闭上眼睛，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有时候她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也无济于事，她只能狂奔到走廊上去。随后，男生们便发出哞哞的叫嚣声，女生们发出渴望的笑声。当然，我也笑了，这些声音会继续折磨她。这种时候的教室总是充满了残酷的狂欢气氛，让软弱、猜疑的人，比如我，陷入恐慌情绪。

但是，学校里真正的事情不是商务课，也不是科学或者英语课，是别的东西给了生活以紧迫感和光彩。湿冷的老教学楼，地下室里摇摇晃晃的墙，黑漆漆的盥洗室，死去的皇室成员和失踪的探险家的照片，充斥着性竞争的紧张兴奋感。在这种气氛中，尽管做着巨大成功的白日梦，我有的却是彻底失败的预感。必须要出点什么乱子，我就可以不去参加舞会了。

十二月到了，下起了雪，我有了主意。开始，我想的是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扭伤踝关节。我骑车回家，走在车辙深深、路面被冻得坚硬的乡间小路上，我试了好几回，可是太难了。不管怎么样，我的喉咙和支气管似乎比较虚弱，为什么不让它们暴露一下？我开始夜里起床，把窗户推开一点。我跪在床头，风，有时候夹杂着雪花，扑向我裸露的喉咙。我把睡衣上面的扣子解开。我对自己说，“冻得发青”，跪在那儿，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的胸和喉咙变成蓝色，挨冻的时候血管在皮肤下变成的灰蓝色。一直待到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就从窗台上握一把雪涂在胸口，再扣上睡衣的扣子。雪会在法兰绒底下融化，我穿着湿衣服睡觉，这应该够糟糕的了。早上，我一醒来，就清了清嗓子，试试看疼不疼，咳嗽一下权当试验，再憧憬地摸摸额头，看看烧不烧。没用。每天早晨，甚至包括舞会的那天早晨，我都挫败地起了床，身体十分健康。

舞会那天，我用铁发卷做头发。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头发，因为我的头发是自然弯曲的，不过，今天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女性化仪式来保护自己。我躺在厨房的沙发上，读《庞培的最后时光》，希望自己身在庞培。我永不满足的妈妈，正在给裙子缝白色的花边领口，因为她觉得这衣服看起来太像大人了。我看着时间流逝，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沙发上头的墙纸是益智解谜游戏图，还有我和弟弟得支气管炎时的涂鸦作品。我看着它们，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回到童年的安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