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二天是周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时,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不成?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涨鼓鼓的。一看表,已是6点15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的6点15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6点18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了。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爵士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餐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鸡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威士忌苏打水,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是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燃火:“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都习已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把事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饭,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哗榔哗啷”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鸡尾酒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番:谁是傻瓜、谁是混蛋、谁是癫皮狗、谁是蠢猪、谁是伪君子、谁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