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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得很大,雨点打在窗外雨篷上的声音单调而清脆。

丁安邦一夜没睡。确切点说,是基本没睡。昨晚接了祁静静电话后,他给周天浩打了两次电话,没人接。11点的时候,王伊达副书记又给他来了一个电话。王伊达书记告诉他:省纪委对南州市委党校的有关情况,作了个初步的研究。有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他要求党校这一块,务必高度重视,在近期内,重点是要做好部分人员的思想工作。同时,要坚持党校以教学培训为主的方针。丁安邦说:这情况有点意外。不是小问题?那……

王伊达没有回答,而是再一次强调了稳定,然后就挂了电话。

丁安邦回到床上,再想睡就睡不着了。黑暗中,他睁着眼睛,大脑里却尽是刚才王伊达副书记的话。王伊达在11点打电话来,用意是很明显的。这电话本身就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同时,在他简短的要求中,也是很耐咀嚼的。比如,做好部分人员的思想工作。这部分人员指谁?是指被纪委调查的同志?还是指坚持向上举报的同志?另外,王伊达要求以教学培训为主,强调稳定,这是不是隐含着要求党校这一块要抓住工作实质,不要纠缠在举报别人或者别人的违纪上?

领导的话从来难以一下子听懂。能一下子听懂的,也许就不是领导的话了。官场语言之丰富,到了领导阶层,基本是向更加含蓄、更加不确定性发展。这里面认真分析起来,其实也属正常。领导所处的环境复杂,加上中国语言的歧义性,如果随便开口就是明明白白,显然容易出现语言上的漏洞,这不利于决策。稍加含蓄,甚至模糊,给领导和下属都有缓冲的时间,也就有了修正的可能。这样,领导说出的话,就不至于被抓住辫子。虽然现在实行的集体负责制,但领导出面,就是代表着组织,代表着机关,代表着集体。领导一语,犹如千军万马,缰绳一放,浩浩荡荡。倘有差错,如何能追回?如其不能追,不如一开始就慎重。慎言、慎行、慎独,领导干部之圭也!

做思想工作?看起来,这不是件难事。党校是干什么的?就是研究思想的。可是,现在,要做……

丁安邦一边听着窗外渐渐静下来的市声,一边将有可能是王伊达副书记概念中的要做思想工作的人员名单,好好地想了一遍。想完了,他摇摇头,又叹了口气。党校这样一个平静的地方,现在也如此复杂了。这是丁安邦根本就不曾想到的。不仅仅是纪委这旷日持久的调查,还有周天浩,祁静静,甚至还有汤若琴,延开辉。想到这,他起身到书房。延开辉晚上来过,丢下了一张卡。这卡上明明白白地印着几个数字:一万元,底下是市华生商厦。魏燕说她也是坚持不收,可是延开辉硬是丢下了。“这熟人熟事的,怎么能?”魏燕虽然眼盯着卡,嘴上却很着急。丁安邦说急什么?上班时,我再还给他就是。魏燕说:延主任还说,组织部那边,还有市领导,他也找了些。关键是党校这边一定要推荐,要上报。一定要在名单内,不然……丁安邦说我知道了,以后,这样的事,你尽量不要听,更不能承诺和答应什么。魏燕有点生气了,说:我不过是说说。我承诺了什么?你啊,你啊!人家来找你,你不也去找别人?你们当官的,还不都是找过来找过去,收了东家送西家?

净胡说。丁安邦骂了句,就回自己房了。

不过现在,丁安邦躺在床上,想想魏燕的话,也还真有理。这世间上的事,真的就是来来往往。古人说: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如今是熙熙攘攘,皆为“位”往了。说穿了,都是一样。位子,就是利。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挤在这桥上?延开辉情况就更特殊,他是一个教授,经济学部的主任,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商人者,在中国古代,算是不入流者。大凡中国成功的商人,到最后都守着一个心愿,就是弄一个红顶子戴上,心才安了。为什么?这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有关。你再有钱,你再成功,终究你是商。商者,受制于官。说白了,是受制于官所制订的政策。政策兴商,则百商兴。政策败商,则万商败。以商人的精明,岂能看不出这一点?何况有几个成功的商人,是完全遵从着市场经济的规律在经商?商到极致,便是回归。这回归,就是向“官”的靠拢与皈依。徽商当年那么强大,也还得花了重金,捐一顶花翎。延开辉是不是也如此想了?商海回头,官场再风流?不然,怎么理解这平时一向高傲的延开辉教授,居然来送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