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瞳女孩小墨汁（第3/11页）

天越来越亮，蓝润的天色装饰了村子，黄胸薮眉清脆的“鸡── 酒儿”鸣叫意谓又是干净晴朗的一天。四个男人抬着死者，沿山路下山，其余的人跳上碰碰车回到林场，用刚缝上、沾着血渍的袖子干活，他们绝不会遗忘什么，甚至刻意记得什么，忙着点，苦中作乐点，这就是伐木工的生活。

到了早晨九点，三十年历史的日制爱知（Aichi）发条老钟响起来了，穿绿衣的邮差总在这时来送信。村子不大，一小时就送完半袋信，剩下的收信人是住在广袤林区的伐木工，邮差难送达，把信托在菊港山庄，交由各林区每日定时下山的人员领回去发放。菊港山庄的柜台塞了一小柜永远发不出去的信。古阿霞翻过那些无主信，信封出现黄斑，邮票的邮资与图案都是几年前的规格。

山庄还有为数众多的电报。报差穿蓝制服，通常也坐九点的流笼上山，没送达的电报会挂在山庄，打电话请山上的人来拿。比起闲话家常、寒暄与报平安的信件来说，电报报凶，带来坏消息。古阿霞研究过电报，有两大特性：一是以字计价，所以内容短；二来，急迫性，死讯居多，比如“妈妈在十月三日下午三点去世，请速回”，或更短的“爸病逝，等你三天”。古阿霞从而想起那些接到电报者焦急难过，一夜难眠地等待隔日早班车回家。电报简直是一把小李飞刀，咻一声，不偏不倚，直插在胸口。

那是八月底的晨光，阳光把村庄的灰瓦照得发亮，昭和草絮到处飘，古阿霞坐在玄关穿鞋子，正要离开山庄，往78号林班地。这时候，报差把剩下的电报挂在山庄的“邮件柜子”，马海拿了看，把古阿霞叫下来，要她把这张电报送到林班地的收件者。

“那里是新的林区，没有电话。你要去那里，顺便帮忙。”

古阿霞心想，一点都不“顺便”呀！她的歌声如喜鹊，不去报喜，却要学着乌鸦报凶，这是哪门子的顺便。她瞥了那张“母病，速回”的电报，只有精简扼要的四个字，这户人肯定穷得省钱，便不推辞。

“对了，那几张也顺便拿去吧！”马海从柜子整理出几张旧电报，一并交给古阿霞处理。

古阿霞没想太多，拿了就走，跳上正发车的碰碰车，顺着森铁往上爬，时而是山壁旁的急速回音，时而是桥梁下的空荡，这条四十年前由日本人建筑的轨道，至今仍由道班工人每日徒步检修每个环节。古阿霞放眼望去，处处是壮丽的自然景观，处处见到人定胜天的努力痕迹。

教古阿霞头皮发麻的是，坐上载原木的空车板上滑过1260公尺长的高岭索道，令她两腿发凉，感到内脏空荡荡的。古阿霞刚着陆，又坐上森铁火车晕眩得闭眼休息，隐然听到有人追着对她笑。她定睛看，是黄狗。它戴上嘴套，追着火车跑来了。她有些话从心坎捏到了喉咙，大喊：“我下车，我来了。”她捡了火车转弯慢速的时候跳车，没抓准要多跑几步才行，失去平衡跌倒，袋里的罐头、睡袋、衣服等细软撒了出来。

她捂着给石碴扎疼的屁股。黄狗用嘴套顶着她的手，闹着玩，挺痒的。古阿霞瞧两转，知道会看到谁，就他，帕吉鲁。他站在不远处的人立广告牌下，拿着画笔冲着她笑，人在晴空烈日下箍在一圈圈爆开的光芒，那揪人心的光芒只有古阿霞体会到。她坐地上，手叉在胸前，把欢心的笑意憋在脸皮下，要人扶起来。帕吉鲁用两手把人从胳肢窝抓了起来，一点都不贴心，让古阿霞跌进他的怀里，像预谋好的见面方式。

古阿霞怕在别人面前拉拉扯扯的给自己害羞，选个话题，说：“怎么了？你当起画家。”

“他们会冷。”帕吉鲁摊开沾了红颜料的手。

古阿霞往“他们”看去，差点笑坏了。那是个广告牌，上头画有两个坐在石头上的胖子，刚刚才给帕吉鲁画上拙劣的红油漆披风，像被割喉，血喷得“孔雀开屏”。这广告牌在日据时期给人画上了曾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光复后纪念抗日补上了名将张自忠拿大刀作势要砍前者。有人说，这样天天砍不是办法，论英雄、论倭寇都得放下成败，在荒岭做伴，改画成两人坐在石头谈天。这个站最后名为“将军说再见”，官拜将军的张自忠与儿玉源太郎只能目送人离去。到了秋天，周围的黄花三七草开了黄灿灿的花朵，萧索之外，又带点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