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诗案——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第2/2页）

无须惊讶，他绝不人云亦云的性格由来已久。翻开时间往前看，看他最开始为什么遭贬谪，你就明了前因后果了。

805年开始，唐顺宗时发生的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或是“二王八司马事件”。短短的146天，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初时颇得民心。这时从内廷发出的新皇帝的接连几道诏书都大快人心：一道诏书处置了大贪官京兆尹道王李实，诏命一出，市井欢呼；一道诏书召回被贬逐的陆贽、阳城等几位名臣；一道诏书释出后宫女子三百人，放出教坊女子六百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悲喜交集的人们哭声震天；一道诏书宣布停止盐铁使给皇帝的“月进钱”；一道诏书宣布大赦，同时还蠲免所有积欠官府的钱粮，停止节度使常贡之外对皇帝的“进奉”。几项举措针砭时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博得赞誉一片。

身为改革中年轻的仕途得益者，刘禹锡也志得意满。王叔文赞他“有宰相器”。《旧唐书》中《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往常，我们通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文看见的是，两人遭贬谪之后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险地依然关注民生励精图治，这是事实，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另一些被文字诗情掩盖的事实。

改革风头最劲、形势大好之际，“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清楚自己对的是一群老谋深算实权在手的藩镇节度使和老臣。他们最大的后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顺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宦官。这依靠的基础就太不稳当。

柳宗元生性孤寒，刘禹锡盛气凌人。王收受贿赂，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大木箱，放在床下存放贿金，享受睡在钱堆上的快感——真是朴素低调的奢华。王叔文在母亲去世后，想不按礼制规定在家守丧。这些都成为他们受攻击的焦点。

同时，纠结朋党、任人唯亲的弊病也出现了。内部人员升迁极快，惹人侧目。改革后期，权力引起的纷争越来越大，原本就不多的支持他们的元老掉头转向。握有实权的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决断时意见不一致，直接导致了很多良机错过。

改革一开始如火如荼，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根本，利刃还未刺到军政方面，未刺激到宦官和藩镇的死穴。一旦牵涉到军政方面，宦官和藩镇就强强联手，拒不交出军权，继而打出一记重拳——推出太子李纯监国，以身体为由，逼顺宗禅位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之后，除了飞扬跋扈的藩镇，专权摄政的宦官也成为大唐溃烂至无法愈合的伤口。锐意革新的改革派根基浅薄，无法驾驭如此复杂的朝廷局势。一群手中有笔却无剑的文人面对反击几乎无计可施。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出了个主意，让韦执谊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这不失为一个审时度势、抢占先机的好主意，若然此计成功，至少能帮助他们拖延些许时日，日后被清算的时候也不至于太难看。但是，韦执谊拒绝了。

由此看来，不善妥协不是刘禹锡一人的毛病，是他们那群人共同的毛病。顺宗退位后，蜜月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此落幕。失去倚仗的改革派被清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惦记他的政敌们赐死；王贬为开州司马，很快死在任所，免却了赐死的下场；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八人也都被贬到远地做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像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著名的变法一样，变革之路充满艰辛，重振大唐的理想似乎遥不可及。在阵痛和摇摆中蹒跚前进，“永贞革新”最终免不了失败的结局。不管过程如何辉煌，对于参与变法的始作俑者们，都是个无言、惨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