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圈里老街道（第2/3页）

多尔衮身败名裂之后，再没有王公贵胄适合住在这里。于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摄政王府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供奉玛哈噶喇佛——蒙古族信奉的最高护法神大黑天。

到了乾隆年间，这里修葺了山门，天王殿里塑起威武的四大天王，扩建成了皇帝祈福的寺庙，为紫禁城外八庙之首，赐名“普渡寺”。乾隆亲自为大殿题额“慈济殿”。从此，诵经、祈福之声在这儿回响了两百年。

清末民初，普渡寺周围渐渐有了住家户，既有带影壁、游廊、月亮门的大宅院，也有普通人住的三合房。那高高的基台上的大殿，也就在胡同环绕之中潜龙在渊了。周围的老街坊们把普渡寺叫做“大庙”，说自己家住在庙前头或是庙后头。他们每天行走在那残旧的砖墙旁，穿行于古老的时光里。当然，他们也有其他地方难寻的乐呵。只要走上没几步，故宫城墙根儿就是他们不花钱的大公园。开春儿了，人们会去筒子河边欣赏返青的垂柳和艳黄的迎春花。盛夏的清晨，角楼下青灰的城墙边上从来都是戏迷们吊嗓子、拉胡琴的好去处。当湛蓝的天空映衬着红墙的时候，东华门城楼上总是盘旋着成群的白鸽，其间也会掺杂几只黑凤头、黑尾巴的“点子”。隆冬时节，观看筒子河开冰简直就是一场娱乐活动——成群的人使用各种器具凿出河里厚厚的大冰，再锯成一尺多厚的冰砖整齐地摞起来，中间垫上草席运到冰窖胡同存起来。等到三伏天，这就是肉铺和馆子里少不了的天然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庙前建起的新式小学校里传出的歌声渐渐取代了古老的钟磬声，基台上不知不觉搭建起了各色小房，也住进了各色人等。有在筒子河边算命的老道，也有以教孩子练武为生的师傅，还有宫里出来的老太监……不过更多的是不知打哪儿搬进来的普通市民。也有几个喇嘛一直就住在里面。他们和周围的街坊相安无事，却总让人非常生动地想起相声里说的“打南边儿来了个喇嘛……”中央的慈济殿一直紧锁着，淘气的孩子们爬在窗户上远远可以看见须弥宝座上那尊威风八面的五彩神像。据说宝座旁还有一个雕刻着金刚力士的圆形石墩，上面是个鎏金小亭子。

大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吧，庙门口的天王殿改成了国营粮店，里面的四大天王让人用苫布盖了起来，上面总是落着一层白花花的面粉。大殿里巨大的神像也被拉走了，之后里面砌起了白墙，分割成了几间小学教室。

沧海桑田转眼间。现在的普渡寺唯有大殿岿然傲立在巨大的基台上，居高临下，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朱漆大柱环绕的七间正殿调大脊，安吻兽，殿顶青灰色削割瓦绿琉璃剪边，前面的抱厦三间殿顶则是绿瓦黄剪边。这种罕见的规制只有摄政王才能享用。灰砖殿墙上宽大的支窗低低的窗台，下面镶嵌着六边形绿琉璃砖，这种典型的关外满族宫室风格在北京独此一处。这还不算稀奇，您抬头细瞧，大殿外檐下的飞椽竟是三层交织，比紫禁城太和殿还多出一层。据说，这是多尔衮为了彰显自己“皇父摄政王”的身份特意让工匠创造的“加重檐”。如果有机会走进殿里，还会发现抱厦东南角有个大石坑，坑口周围雕刻着波纹和神兽，而且有石阶通到坑底。至于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谁也说不清。真不知道大殿里到底藏着多少尘封秘史。

据庙后头的老人们讲，大殿里有一条密道直通紫禁城，不过没有谁见到过洞口。备战备荒那年挖地道，人们在大殿西面的地上挖出了一条砖石砌成的巷道，镐头打在砖上溅出火星子，却怎么也打不透。有人说底下就是那条密道了。

当年，南池子北口路西的老槐树下有个小酒铺儿，在那里神侃的贩夫走卒们或许真的也曾阅尽千帆。他们会说起想当初革命党怎么差一点儿炸死了从东华门里出来的袁大头，那一声巨响怎么把酒铺儿的玻璃都震碎了。他们会吹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先生不过只是他的老街坊。戴眼镜、穿大褂儿的胡先生家住缎库，经常和他们在一个摊儿上吃早点，之后笑盈盈地打了招呼往北走着去箭杆胡同上班了。甚至他们有人知道他是去编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现在，那个酒铺儿早已改头换面变成了小超市。当年的酒腻子们也早已经纷纷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