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丽莎

弗罗曼书店

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

1995年,当我的第一本书《在金山上》出版时,我举办了两场发行派对,一场在我居住的洛杉矶附近的达顿书店,另一场在帕萨迪纳的弗罗曼书店(Vroman’s Bookstore)。两场派对都供应芝士、苏打饼干和酒水。在两场派对上我都朗诵了我的作品。除了这些,就没什么相似的地方了。达顿书店的派对在室外露天中庭举行,弗罗曼书店的派对在室内楼上。达顿的那次邀请的是朋友,弗罗曼那场全是家人参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粉丝,因此计划方程式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因子。)对刚出版处女作的作家们而言,举办家庭派对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金山上》这本小说是有关我的家族中的中国血缘,因此那场派对似乎就让人压力巨大,还可能是场灾难。

为了写《在金山上》,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采访我家族的生意伙伴、朋友乃至对手。我走访了中国南方的故乡小村落,那是我曾祖父的出生地。我在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五百多页的询问笔录、登船牌、健康证明以及与我的家族相关的历史图片。我还钻进亲戚家的衣柜、地下室、阁楼和车库,搜寻任何与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我的家族相关的蛛丝马迹。最重要的是,我对亲戚们做了访谈。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得恳求我的父母、祖母、叔姑舅姨和表兄堂妹们敞开心扉,向我倾诉他们遭受的极大痛苦、难堪、羞辱和哀伤。没有谁会愿意回忆自己所遭受的令人不堪回首的经历细节,如被人绑票,丈夫有外遇,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或者丧失挚爱的父母、孩子或其他亲人。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或者完全非法的事情,他们也很不情愿谈及,比如多重婚姻(在这个国家叫重婚)、走私、规避杂婚法,等等。我知道让人说出这些东西很难,但是无论如何,我有一种感觉,即使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还是要让大家在允许发行说明上签字。我相信亲戚们会签字,因为他们从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真的能写成这本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金山上》算不上一本回忆录,因为书里不是我自己的记忆,但它是我家族的回忆录。我们都知道,回忆录是很敏感的。有些事情人们不愿去忆起,有些事情大家记得也不一样,有些事情人们更愿意避而不谈。而且某天这本书是要出版的,而那些人也是会看这本书的。

我不知道我的曾祖们是否晓得弗罗曼一家,但是如果他们的足迹在某一点上与之有交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1895年,在亚当·克拉克·弗罗曼在帕萨迪纳的科罗拉多大道上创设他的书店的第二年,我的曾祖辈们来到了洛杉矶,开了一家古玩店,取名叫“温福寿”[92]。1901年,他们又在离弗罗曼书店不远处开了一家分店。于是在此后的八十多年里,我的家族在帕萨迪纳有了自己的落足之地。1981年,温福寿公司正式搬到科罗拉多大道,就在弗罗曼书店东边。今天,在帕萨迪纳甚至整个加州,弗罗曼书店和温福寿公司都属于最古老的独立家族企业。我的小说首发派对被安排在弗罗曼书店,不是出于方便的考虑,也不是因为它会向《纽约时报》上报销售额。(相信我吧,我绝对不是为了后者考虑才这样安排。打报告的书店?那是什么?)相反,我只是感觉这样很自然,如同就地取材。我知道在这里很保险。

尽管我有些神经过敏,但书店里的每个人都很欢迎我。书店里存书很多,多得好像卖不出去,但是他们宽慰我,让我别担心,因为他们可以保留一些,再退回一些。他们建议等待签名买书的人先登记再排队,以防我大脑短路,忘记我四百多个亲戚中的哪一个(即便在状态极佳的时候,那些名字也很难拼写正确)。他们建议我只说不读,直到今天我还坚持这样做。所以我说了一些话,然后我得承认,我哭了。接着人们排起队来买书。这样跟你们说吧,我的亲戚不能算作你们认为的买书人或读者。有的人在中学毕业之后就压根儿没读过书,但是他们随和可亲,很爱我,因此他们很好地履行了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