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一个人用泥巴创造了陶罐，它像人的部分躯干：会因欢乐、悲伤或惊叫而松开或收拢肌肤。在火的手掌之中，成为容纳得下大河的胃口。

一个人用泥巴创造了楔形文字，我们至今最容易辨认的，也只是：“泥巴”。

泥巴成为农业国家的象征。在清代，徐州大风早已停息，但汉高祖故乡的五色土，年年要向朝廷供奉，以做贡物、祭品。我们在案头清供水仙蜡梅自娱，而多年以前，皇帝匍匐天坛，抬眼望到金瓯里的彩色泥巴，会想起什么？这是一个国家向冥冥所能献出的一切——作为大地和大地上国家最为准确的概括。

泥巴是国家生长在体外的心脏。而航海的人，从碧绿的玻璃瓶拿出一块泥巴时，他就有了证据：把自己和乌贼以及玳瑁区别开来。

生命中的泥巴，哪怕多年以来没有水的滋润，早已干如草芥，但在这泥巴中还总能发现神圣手迹：我童年生活的模糊苍茫。现在我们都一尘不染，干净得要死。

——题记

巴黎公社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公社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高唱《国际歌》的地方。我曾有一张有关巴黎公社的彩色画片，那年头，彩色印刷品稀少，除了领袖像，大都黑黑白白。在画片上，我用铅笔打上方格（像邻居美工所做的那样），小心翼翼地临摹着：社员们太多了，以致我失去耐心和内心。尽管那时中国，是一个制锁匠人的天下，但还是有那么几个洋人，确确实实进到我们居室。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政治。有几年暑假，我都在我父亲的朋友那里——虎丘山下那个公社——每天晚上都喝稀饭，蚊子飞过粥碗之际，留下酱汁般的鹤影。一表三千里，我喊他表叔。表叔的住宅，屋后河流，房前是个打谷场。夜晚，纳凉的人在这里呼吸着空气中星星的凉水。记得走过桥去，是一片墓地，堆满了集体干草。集体干草之所以堆在墓地，也是防偷防盗的办法，比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还要管用。在公社的夜晚，有一种敬天地畏鬼神的气氛。

我从没在夜晚走过桥去。我也没在夜晚去过河边：村里的妇女都在那里洗澡。拔节吧。抽穗吧。灌浆吧。洗净身体，但好像永远擦不去脚板底下的泥巴。她们又赤脚从打谷场上走过。一只硕大无朋的粉绿蛾子，在湿漉漉的头顶上飞，飞呵飞，它的翅膀像梧桐叶。一只生在七十年代的昆虫，也会关注田头突然响起的高音喇叭：

“社员同志们注意，毛主席教导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我把明天的天气情况预报一下……”

白天，我和公社里的孩子在墓地里玩，身上涂满泥巴，爬上草垛，让太阳暴晒。现在想来那些涂满泥巴的女孩，真如一长溜摆满货架而没有被打破的瓦罐。

泥巴在阳光里渐干渐硬，我们打赌，看谁先把臂腕上的泥巴刮光，其实是剥，剥自己的皮。我觉得疼，几乎要叫出声来。我们这些大地上的小孩，在意识深处，总想丢下泥巴，升往高处。

无云的高处，泥巴仿佛一架梯子，当我们由此登上的时候，它就落在了公社墙头。

看着垂垂老矣的祖母，我想起与她的两次外出经历。我与祖母有过两次外出经历，都是到铺镇那个地方。她的女儿女婿——我的姑母姑父，在隐蔽于铺镇的军工厂工作。那座厂三面高墙，还有一面临水，不急的流水，据说为汉水支流。我像一颗被钉住的骰子，永远三点：一点在家中，一点在厂区，一点在镇上小学。我“三点式”的铺镇生活，于是，我被三种语言领进糕饼店。家里：苏州话的云片糕；厂区：普通话的煎饼；而在学校，我不得不吞下铺镇方言，一些或冷或热的油馍。

方言是最初的泥巴，像婴儿身上胎记。但铺镇方言对我而言，却是石块。一些石块。若有若无的，我受到另一种方言伤害：为与同学融洽，我操起他们的话来了；课间，我与另一位苏州同学用苏白交谈，他们就在一旁笑，一旁跳，并学鸭子“呱呱”叫。他们把我们喊作“鸭子”——针对我们的方言发音。现在我以为他们抓住了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