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贵在行胸臆(第2/3页)

我们或许可以把袁中郎称作享乐主义者,不过他所提倡的乐,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乐趣,体现生命之质量和浓度的快乐。在他看来,为了这样的享乐,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甚至这代价也成了一种快乐。

有两段话,极能显出他的个性的光彩。

在一处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举出童子的无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为这种趣的例子。然后写道:“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凭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又是趣,从这趣中更见出了怎样真的性情!

另一处谈到人生真乐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爱,照抄如下: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前四种快活,气象已属不凡,谁知他笔锋一转,说享尽人生快乐以后,一败涂地,沦为乞丐,又是一种快活!中郎文中多这类飞来之笔,出其不意,又顺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终视作幸福的标志,其实经不起推敲。若从人生终结看,善不善终都是死,都无幸福可言。若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对一个洋溢着生命热情的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极而言之,乐极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场。

中郎自己是个充满生命热情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爱山水,便说落雁峰“可直百死”。爱朋友,便叹“以友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读书读到会心处,便“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真是忘乎所以。他爱女人,坦陈有“青娥之癖”。他甚至发起懒来也上瘾,名之“懒癖”。

关于癖,他说过一句极中肯的话:“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恶癖,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热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来更是一个活人。当然,所谓癖是真正着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顾。譬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于洛男爵,爱女色爱到财产名誉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头来穷困潦倒,却依然心满意足,这才配称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做半点牺牲的偷香窃玉之辈是不够格的。

一面彻悟人生的实质,一面满怀生命的热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观。他自己把这种人生观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为四,称作适世。若加比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间。区别在于,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逍遥世外;适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