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葫芦案 3（第2/5页）

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

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 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作《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