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一梦系平生(第2/2页)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多月,镇日飘在江上,系里却豪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有的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底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但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个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