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恩仇二十年（第3/6页）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此时大约是12月】

四

我带着两个人【两人均在世，可作证】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这些事情办案人员皆有清晰记忆和口供旁证】。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