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后的命运(第4/17页)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做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无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