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灯(第4/7页)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包含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