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4/11页）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中国作家们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愤怒地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纪，有着同样情境的俄国缪斯阿赫玛托娃则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在这方面，野夫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生死事大，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毁灭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生存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生存又厌倦的中国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的、可典范、可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民众的劳作、国家与时尚的无耻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权力、金钱、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从容、无能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苦难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