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者无言（第4/7页）

正当陈寅恪年过花甲，门生纷离之日，一位年龄恰如其分，修为接近、趣味默契的红颜知己，（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成为日日相听（非相见）的工作伙伴，是多么的幸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这一份工作，包括陈寅恪个人才学的巨大磁场，对于勤读不辍的黄萱，自觉或不自觉，未尝不是一个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有力推动；一次奉献热能，学有所用的生命大转折；同时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于是黄萱，这一颗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小星星，一经纳入陈寅恪的轨道，立刻和谐地旋转起来，发出微弱不熄的淡蓝之光。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解放初，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三百八十五高坡”，即月薪三百八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也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暖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想象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象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象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象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象终归仅是想象，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象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一九五四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十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

于是，黄萱每天早上七时起，快步赶去车站，挤两个小时汽车，九时整坐在陈先生面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已过中午一点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家。早餐是来不及吃的，就在陈家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会在陈家留用。虽然黄萱比陈寅恪小二十岁，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谢在心。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十三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